然而，频繁亮相节目的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相比其他参访嘉宾在思想深度、现实认知与共情能力上，她的表现明显处于不同的层级。
张丹丹教授这一次终于获得了广泛的网络关注，事由是她对灵活就业人士的一个论断：「灵活本身就是种福利」。
若观看原始视频，其冲击力远甚于截图。
张丹丹教授的学术轨迹相当专业——曾供职于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其后转入北大任职，迄今已逾十年。作为一名专注于人口及劳动经济领域的研究者，她对灵活就业却做出了「福利」的解读，这在学术上显然是不合格的。
此处的问题不属于学术观点的范畴。事实上，纵观历年数据，中国灵活就业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条件，比许多国家的「非正式用工」状态还要更加薄弱。
若非要用「福利」角度来审视，灵活就业的现状就是——零福利、全无保障、彻底空白。
一位专门研究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的学者，竟在公众场合如此滥用「福利」的基本含义，还能期待其产出什么有分量的学术贡献呢？
学术观点的多元性无可厚非。比如说，在需求侧压力较大的现状下，认可灵活就业的存在意义；或解释为什么众多低学历劳动者宁愿投身外卖行业也不入工厂，只因送外卖能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这类表述都在理解范围内。但灵活就业怎么可能蕴含任何福利成分呢？这一点令人费解。
问题的根本已然超越学术能力范畴，直指人性本身。
张丹丹教授投身劳动经济学研究十余年，对日本的情境想必不会陌生。日本迎来2025年后，终于实现了一个目标：将「非正式雇员」的比重削减至劳动人口的36%（2110万人）。从另一个维度看，即使历经「失去的三十年」，日本当下仍有64%的劳动人口（3722万人）保持着终身雇佣的正式员工身份。换言之，在日本所有在职人员中，近三分之二都拥有「编制」，也就是几乎不会被失业困扰的「体制内」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所谓的非正式雇员里，还包含了「劳动派遣制员工」这一类在中国大陆根本不属于灵活就业范畴的群体。
张丹丹教授想必也明白，中国大陆当前的「体制内就业」规模（公务员+事业编制+央企国企正式职工）大约在8000万至1亿之间。以1亿作为高估数字，这部分人口仅占整体劳动力（8.5亿）的11.76%。即便加计民营和外资企业中那些获得「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职工人数，能否接近日本的64%这一下限呢？
国际劳动经济学研究界的实证共识再清楚不过——非正式雇员在收入与福利方面远逊于正式职工。那么，张丹丹教授是从何处获取「福利」这一感受的呢？是从「实在无处可去」，「不从事灵活就业就要挨饿」这样的现实中？
灵活就业队伍规模的不断膨胀，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就业与经济领域的诸多困境，这与产业结构、国际国内需求格局、人口老龄化趋势、收入分配机制等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关联。有鉴于此，从中央到地方，官方机构一直在强化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支持，甚至专门建立了协调部门来推进这项工作。
因此可以说，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已清醒地认识到，灵活就业规模的扩张并不代表社会进步，反而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但张丹丹教授的视角却是：「他们拥有自由」。
既然自由这般宝贵，张教授，何不亲身体验一番呢？下周就辞去北大的职位，去切身感受这份「自由」，可好？
须知，所有的财政预算都来自国库，公立学校的全体职员均由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值得追问的是——社会的供养应该给予什么样的人？不应该给予什么样的人？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