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方向刘畅博士专栏
曼达尼（Zohran Mamdani，又译「马姆达尼」）最近推出了其任内最重磅的民生举措。计划在纽约五个行政区分别建立一家政府办运的杂货店，销售蔬果、肉类、禽蛋及日用食品，定价低于市场三成，每月调整一次，无需核查收入资格。首店将于2027年底前在布朗克斯的亨茨角（Hunts Point）开业，全部五家门店将在其首届任期内落成，投入资本达七千万美元。根据政府测算，购物者每月可省90美元左右，年度节省约1,000美元。消息一传到华文网络，键盘侠们立即脑洞大开，给这项计划冠以「美式供销社」之名，甚至调侃这位市长是「同志」。
「市场万能」的美梦已碎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岁月里，「供销社」是由政府开办的商业网络，负责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以低价供应和生活保障为核心使命。这个词汇本身就是时代的烙印，沾满了计划经济的色彩。网友的玩笑词虽然轻松，却戳中了一个深刻的现实：那些曾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视为洪水猛兽的「政府定价权」和「社会主义化实践」，如今正大摇大摆地重返舞台。问题在于，这究竟预示着美国正在走向某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转向，还是政客们玩弄的一场选举噱头？
仔细审视曼达尼的设计，其实颇为温和谨慎。政府的职责限于提供场地、装修店铺、制定价格体系和商品标准，真正的采购工作、物流配送和日常经营，则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给民营零售商。在这个模式中，销售端受到控制，采购端保持市场机制，亏损部分由纳税人补给。这是典型的「当家出钱、企业出力、政府主导」公私合作模型。严格来说，它既不属于苏联时代的国营商业体系，也不是建国初期中国那种传统供销网络，而是一种杂糅的新物种：政府掌握资产、垫资基本成本、规定社会目标，民营企业则把握供应链和商业运作。用学术一点的话说，这种模式「将成本推向社会、把经营交给市场」，本质上是市政福利层面的公私合营新试验，并非古典意义上政府控制所有生产手段的社会主义。
然而，这一做法实际上继承了在美国本土生长的社会主义传统。与欧洲激进派不同，这种美国本地版社会主义并不执着于推翻旧制度、改造所有制关系的理论主张，而是更加务实地追问：地方政府能否把民生所需——水电、公交、居住、饮食——都办得便宜些、更靠得住？20世纪初密尔沃基市的做法就是范例，他们以政府办的水电、城市卫生、绿地和学校来赢得民众信任；到了1934年，加州政治人物辛克莱声称要「消除贫困」，他的主张是动员闲置厂房和地皮，让失业的人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虽然辛克莱最终败选，却赢得了选票的三分之一。曼达尼的实验恰好体现了这种美式特色：它不从哲学层面讨论生产资料应该由谁掌控，而是从菜篮子出发——鸡蛋、牛奶、面包这些物价，能降三成吗？
左右翼为何竟然携手
有趣的是，政府出手干涉市场运行并不只是进步派的主张。以极右翼姿态示人的川普也在做同样的事，但他不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而是披上「美国优先」的外衣。他推出的所谓「川普大药房」平台（TrumpRx）便是一例。川普政府与辉瑞、礼来、诺和诺德等药企进行直接谈判，利用关税优惠作为筹码，单方面压低处方药的价格，再通过网上平台打折卖给美国患者。拿GLP-1类减肥药来说，价格从每月1350美元被砍到350美元，跌幅高达七成以上。川普给出的解释很直白：美国消费者支付的药价是全球最高的，实际上等于在用自己的钱补贴全世界，这种状况极不合理，政府理应参与谈判，争取最有利的价格条款。
归根结底，两人的套路如出一辙：都是政府跳出市场框架，用行政权力绕过价格机制，人为地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压在市场供需平衡点以下。区别无外乎是在宣传语上：一个挥舞「社会公正」的大旗，另一个打着「美国第一」的旗号；一个着眼于菜市场，一个针对药房；一个在纽约市这样的地方层面发力，一个则在华盛顿的联邦层面操作。
当今美国的政治讽刺在于，尽管左右两派在意识形态上势如水火，但在诸多实际政策上却奇诡地一拍即合。他们都对华尔街心存不满，都对自由市场的万能性产生怀疑，都认为政府该出手干预。只是出手的方向有所不同：进步派的矛头指向资本集团的垄断行为，保守派则把批评的枪口对准外国贸易方和跨境企业；前者以「公平分配」为名，后者以「保护美国」为辞。然而，两边的执行方式其实大同小异——这说明，与其宣扬社会主义思想的再兴，不如说是过去四十年间笃信「市场自我调节」这一信条已经完全破产，失去了号召力。
救世主情怀还是选票经济
那么，推动这场「社会主义」风潮的根本原因何在？答案恐怕与意识形态无关，反而指向社会构造本身。
作为美国最昂贵的生活地带，纽约十年来食品涨价的速度远超全国其他地方。居住、水电、看病、上学，什么都贵，这一次次涨价逐渐吃掉了普通人的购买能力。对许多低收入居民来说，去超市采购已经变成一种经济折磨。这样的环境中，有人站出来说「我能让食品便宜一半」，自然会让人眼睛一亮。
但这背后何尝不是赤裸裸的选票竞争。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曼达尼的稳固票仓就在底层劳动者、族裔少数派和年轻一代。对这些选民来讲，最有效的拉票手法就是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五家店铺对城市零售业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但作为政治信号则意义重大——它向投票者发出明确讯号：我正为诸位的利益奋力争取。
这便是西式民主制度的内在悖论：当社会分裂达到某个临界点，政治人物采用公帑收买忠实选民就成了最「理性」的出路。底层选民容易被即时的物质利好所吸引，而施舍福利则是见效最快的选举杀招。至于那些长期的财政压力、市场失灵的风险、小商户的生存空间被挤占，以及这一切成本最终由全体纳税人承担这类问题，通常都超出了每个选举周期的政治时间表。
这正是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矛盾的一次集中释放。当年马克思指出的问题——机器大生产之后，生产力窜升，但相应的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机制却跟不上——至今依然没被彻底化解。以前它表现为工业品过剩和劳动者赤贫，现在它换了个模样，变成财富在少数人手中堆积、生活成本对大多数人来说无法承受。一旦市场本身无法生成社会普遍能接受的分配格局，那么无论进步派还是保守派，最后都会本能地借助政府的权力来纠正，区别仅仅在于谁用什么样的修辞来给这个决定涂脂抹粉。
那么，这场「社会主义」浪潮，到底是用行政手段造假的福利幻象、还是用来稳住民心的选举策略、抑或意味着民众思想的根本性转变？答案也许既是又不是——但关键在于哪个因素在起主导作用。从表面上看，它是一出选举戏码，这是美国民主机器的常规运作；但这出戏之所以能上演，根本原因在于观众早已改口——当纽约能选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做市长、当共和党总统亲自去和药企谈判压价，说明曾经坚若磐石的那套市场至上论已经土崩瓦解。这些点缀性的「社会主义」尝试，最多只是在满目疮痍的资本主义机器上贴的几个止血贴。作为观察对象它很有趣，但要说真正能带来人们思想的觉醒与制度的改造，还得等等，路还很长。
作者刘畅博士系「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同时兼任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曼达尼（Zohran Mamdani，又译「马姆达尼」）最近推出了其任内最重磅的民生举措。计划在纽约五个行政区分别建立一家政府办运的杂货店，销售蔬果、肉类、禽蛋及日用食品，定价低于市场三成，每月调整一次，无需核查收入资格。首店将于2027年底前在布朗克斯的亨茨角（Hunts Point）开业，全部五家门店将在其首届任期内落成，投入资本达七千万美元。根据政府测算，购物者每月可省90美元左右，年度节省约1,000美元。消息一传到华文网络，键盘侠们立即脑洞大开，给这项计划冠以「美式供销社」之名，甚至调侃这位市长是「同志」。
「市场万能」的美梦已碎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岁月里，「供销社」是由政府开办的商业网络，负责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以低价供应和生活保障为核心使命。这个词汇本身就是时代的烙印，沾满了计划经济的色彩。网友的玩笑词虽然轻松，却戳中了一个深刻的现实：那些曾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视为洪水猛兽的「政府定价权」和「社会主义化实践」，如今正大摇大摆地重返舞台。问题在于，这究竟预示着美国正在走向某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转向，还是政客们玩弄的一场选举噱头？
仔细审视曼达尼的设计，其实颇为温和谨慎。政府的职责限于提供场地、装修店铺、制定价格体系和商品标准，真正的采购工作、物流配送和日常经营，则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给民营零售商。在这个模式中，销售端受到控制，采购端保持市场机制，亏损部分由纳税人补给。这是典型的「当家出钱、企业出力、政府主导」公私合作模型。严格来说，它既不属于苏联时代的国营商业体系，也不是建国初期中国那种传统供销网络，而是一种杂糅的新物种：政府掌握资产、垫资基本成本、规定社会目标，民营企业则把握供应链和商业运作。用学术一点的话说，这种模式「将成本推向社会、把经营交给市场」，本质上是市政福利层面的公私合营新试验，并非古典意义上政府控制所有生产手段的社会主义。
然而，这一做法实际上继承了在美国本土生长的社会主义传统。与欧洲激进派不同，这种美国本地版社会主义并不执着于推翻旧制度、改造所有制关系的理论主张，而是更加务实地追问：地方政府能否把民生所需——水电、公交、居住、饮食——都办得便宜些、更靠得住？20世纪初密尔沃基市的做法就是范例，他们以政府办的水电、城市卫生、绿地和学校来赢得民众信任；到了1934年，加州政治人物辛克莱声称要「消除贫困」，他的主张是动员闲置厂房和地皮，让失业的人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虽然辛克莱最终败选，却赢得了选票的三分之一。曼达尼的实验恰好体现了这种美式特色：它不从哲学层面讨论生产资料应该由谁掌控，而是从菜篮子出发——鸡蛋、牛奶、面包这些物价，能降三成吗？
左右翼为何竟然携手
有趣的是，政府出手干涉市场运行并不只是进步派的主张。以极右翼姿态示人的川普也在做同样的事，但他不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而是披上「美国优先」的外衣。他推出的所谓「川普大药房」平台（TrumpRx）便是一例。川普政府与辉瑞、礼来、诺和诺德等药企进行直接谈判，利用关税优惠作为筹码，单方面压低处方药的价格，再通过网上平台打折卖给美国患者。拿GLP-1类减肥药来说，价格从每月1350美元被砍到350美元，跌幅高达七成以上。川普给出的解释很直白：美国消费者支付的药价是全球最高的，实际上等于在用自己的钱补贴全世界，这种状况极不合理，政府理应参与谈判，争取最有利的价格条款。
归根结底，两人的套路如出一辙：都是政府跳出市场框架，用行政权力绕过价格机制，人为地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压在市场供需平衡点以下。区别无外乎是在宣传语上：一个挥舞「社会公正」的大旗，另一个打着「美国第一」的旗号；一个着眼于菜市场，一个针对药房；一个在纽约市这样的地方层面发力，一个则在华盛顿的联邦层面操作。
当今美国的政治讽刺在于，尽管左右两派在意识形态上势如水火，但在诸多实际政策上却奇诡地一拍即合。他们都对华尔街心存不满，都对自由市场的万能性产生怀疑，都认为政府该出手干预。只是出手的方向有所不同：进步派的矛头指向资本集团的垄断行为，保守派则把批评的枪口对准外国贸易方和跨境企业；前者以「公平分配」为名，后者以「保护美国」为辞。然而，两边的执行方式其实大同小异——这说明，与其宣扬社会主义思想的再兴，不如说是过去四十年间笃信「市场自我调节」这一信条已经完全破产，失去了号召力。
救世主情怀还是选票经济
那么，推动这场「社会主义」风潮的根本原因何在？答案恐怕与意识形态无关，反而指向社会构造本身。
作为美国最昂贵的生活地带，纽约十年来食品涨价的速度远超全国其他地方。居住、水电、看病、上学，什么都贵，这一次次涨价逐渐吃掉了普通人的购买能力。对许多低收入居民来说，去超市采购已经变成一种经济折磨。这样的环境中，有人站出来说「我能让食品便宜一半」，自然会让人眼睛一亮。
但这背后何尝不是赤裸裸的选票竞争。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曼达尼的稳固票仓就在底层劳动者、族裔少数派和年轻一代。对这些选民来讲，最有效的拉票手法就是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五家店铺对城市零售业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但作为政治信号则意义重大——它向投票者发出明确讯号：我正为诸位的利益奋力争取。
这便是西式民主制度的内在悖论：当社会分裂达到某个临界点，政治人物采用公帑收买忠实选民就成了最「理性」的出路。底层选民容易被即时的物质利好所吸引，而施舍福利则是见效最快的选举杀招。至于那些长期的财政压力、市场失灵的风险、小商户的生存空间被挤占，以及这一切成本最终由全体纳税人承担这类问题，通常都超出了每个选举周期的政治时间表。
这正是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矛盾的一次集中释放。当年马克思指出的问题——机器大生产之后，生产力窜升，但相应的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机制却跟不上——至今依然没被彻底化解。以前它表现为工业品过剩和劳动者赤贫，现在它换了个模样，变成财富在少数人手中堆积、生活成本对大多数人来说无法承受。一旦市场本身无法生成社会普遍能接受的分配格局，那么无论进步派还是保守派，最后都会本能地借助政府的权力来纠正，区别仅仅在于谁用什么样的修辞来给这个决定涂脂抹粉。
那么，这场「社会主义」浪潮，到底是用行政手段造假的福利幻象、还是用来稳住民心的选举策略、抑或意味着民众思想的根本性转变？答案也许既是又不是——但关键在于哪个因素在起主导作用。从表面上看，它是一出选举戏码，这是美国民主机器的常规运作；但这出戏之所以能上演，根本原因在于观众早已改口——当纽约能选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做市长、当共和党总统亲自去和药企谈判压价，说明曾经坚若磐石的那套市场至上论已经土崩瓦解。这些点缀性的「社会主义」尝试，最多只是在满目疮痍的资本主义机器上贴的几个止血贴。作为观察对象它很有趣，但要说真正能带来人们思想的觉醒与制度的改造，还得等等，路还很长。
作者刘畅博士系「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同时兼任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