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示意图／美联社）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最新分析称，这一项过去被许多中国家庭视作升职、拓宽视野的重要渠道——海外留学，其吸引力正在迅速衰落。数据显示，中国学生出国深造的人数呈现下滑趋势，从2019年最高的70万人，跌至2025年的57万人，是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准。与此同时，去年有94%的海外留学生选择学成后回国，创下历史新纪录。这种变化的驱动力包括：国外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国际局势日趋复杂、签证获批难度加大，以及国际文凭在中国职场上逐步「贬值」等因素，这些原因共同影响了年轻人的出国选择。
在该报道中，一位在北京从业多年的海外教育咨询顾问杨帆（音译）分享了他的观察。入行初期，出国留学仍被广大家长视为值得一投的选择，他们期待孩子能借此拓宽国际视野、获得国外教育经历。但到了今天，这种观点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产生新的看法：既然国内高等教育水平已有显著提升，那么投入巨资出国学习的必要性就值得商榷了。这种心态转变表现为一个简单却有力的问句：「为什么非要花巨资出国呢？」
这种观念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出国人数的变化上。自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全球化水平提升，与国际市场的融合程度也不断深化，因此对外国教育的需求也随之上升。在那个时期，出国读书的学生主要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他们获得的海外学位在国内就业时颇具优势，被称为「海归」的这群人通常能够获得薪资待遇相对较高的工作机会。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家庭的购买力随之增强，出国留学也从仅有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逐步演变为中产家庭也能负担的教育选项。然而从2019年起，这一上升的势头开始反向。持续多年的新冠疫情、美中贸易冲突以及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使得两国间的人员交往面临诸多阻碍。到2025年，赴海外读书的中国学生约57万人，相比2019年的高峰值70万人下降了近20%，创下2016年来的最低数字。
美国收紧移民政策对中国学生造成了特别的困扰。2025年特朗普政府宣布要「大范围吊销」在某些战略性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的签证。同时，美国还重新调整了H-1B工作签证的规则，新毕业且薪水水平较低的外国工作者因此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一位25岁的中国籍女性曾在美国初创公司就职，后来因为签证问题而很难更换工作单位，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中国。对那些想「完成学业后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学子来说，这样的真实案例进一步提高了到美国留学的风险成本。
除却政治层面的风险外，促使众多家庭认真审视这笔教育支出的，还有不断飙升的花费。新东方教育培训集团的数据表明，当下出国留学的人均开支已突破60.5万人民币，相比2023年的水平上涨了接近五分之一。考虑到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居民家庭支出更趋保守的大背景，莘莘学子们对留学的「性价比」也变得更加敏感。
成本的上升重塑了中国学生的留学地图。美加英三国吸纳的中国学生数呈现下行，与此相反，港澳、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在增加。香港凭借其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优势地位以及地理位置的便利性，成为诸多学生的新选择；马来西亚这类费用较低的地区也获得了不少关注，有些项目的学位只需十万元上下就能获得。与此同时，选择在国内完成大学教育的学生数量激增，去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招生总数达1070万人，再创历史纪录。
更加引人瞩目的是，即便学生们选择了出国深造，他们的学业完成后也越来越倾向于回到中国。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去年完成国外学业并返回中国的留学生人数，占到了全部出国留学生的94%，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官方数据进一步说明，从2015年至2025年这十年间，约有520万名曾在海外就学的学生最终选择了回国发展。
但问题随之而来——海归数量的增加导致其文凭的稀有性大幅下滑，海归与国内高校毕业生在初始薪酬上的差异也日益缩小。有些国外大学毕业生甚至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所获学位与实际薪资严重失衡。一个典型的案例出现在某档中国电视节目中：一名年轻女士透露，家长为送她留学投入了超过200万元人民币的巨资，但她最终谋得的职位月薪仅为4000元。若按此薪资水平计算，即便不再花费任何费用，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足以弥补留学费用。
一位目前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化学硕士学位的邹女士的观点则更为直白——她出国留学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开阔眼界」，她坦言，对于将来回国在半导体行业求职这一点，她并不认为海外的学历能为她提供相对于国内大学毕业生的优势。
国内的一些用人单位也对海外硕士项目的质量提出了质疑：这些课程周期短、招生要求相对宽松，真的能说明毕业生的专业能力更出众吗？邹女士进一步指出，某些企业的人力部门或许会认定，本地高校的学生在融入公司环境方面更具优势。此外，政治考量因素也开始被纳入考虑范围。中国若干省市政府部门已经抬高了海外毕业生的公务员考试报名资格；2024年，家电企业格力集团的负责人董明珠公开声明，她所在的公司不会招聘海归员工，其表面的理由是防范潜在的「间谍」风险。
正当海外文凭的光环日益暗淡之时，一股相反的力量也在上升——国内大学的实力在提高。最近几年里，中国高校在国际排行榜上的表现突飞猛进，清华和北大已挤入全球最优秀大学的行列。在国内市场，被列为「985」和「211」的重点高校，在许多家庭看来已经不逊于普通的国外大学，只有牛津、剑桥以及美国常春藤大学集团这类世界一流学府仍保持着强大的品牌吸引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学术研究平台，而国内公办高校的学费每年通常在数千块人民币左右。与之对比，海外大学动辄数十万的学费，差异显而易见。
中国学生数量的减少也开始对西方高等教育的运营方式造成冲击。以英国为案例，在2024-2025学年，罗素集团麾下的二十四所一流大学中，国际学生群体里中国学生的比例超过了40%。长期以来，英国的不少高校都曾大幅增加硕士教学项目和相应的教学基础设施投入，对海外学生施行明显高于本国学生的收费标准。
来自伦敦大学城市圣乔治学院的学者博埃里（Filippo Boeri）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曾经产生了「财政稳固的假像」。如今，随着中国学生数量的萎缩，一些英国高校被迫采取了紧缩措施——停办某些教学项目、减少人员编制，甚至请求在职员工自愿辞职。
《经济学人》进一步认为，这一变化的影响范围远超海外高校的账本。中国赴外留学人数的下降，意味着西方国家可能失去了一个宝贵的人才补充渠道，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为此付出自己的代价。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无数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为中国带回了先进技术、前沿知识和国际视野，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21人里就有8位曾经有过海外求学的履历；那些对国际商业环境了如指掌的归国人才，也一直都在协助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可以说，中国年轻人对出国深造热情的衰退，看似只不过是家庭对教育投资的回报率的重新评估。但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刻的转变：海外学位不再能够保障获得高薪职位，国内高校的综合竞争力在上升，而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则抬高了跨国流动的风险和成本。该杂志提出警示，一旦往来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海归」数量持续减少，国际教育人才交流的中断影响将远不止西方大学本身，中国也很可能会丧失从过去数十年国际人才往来中所获得的关键发展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