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消息激发了人们对该研究所的强烈好奇心。如此小的规模、如此低调的行事风格，究竟凭何在人类最深邃的知识海洋中不断斩获硕果？
七月下旬，我乘火车造访了这所机构，与前任所长布尔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先生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对话。他向我坦露，这个研究殿堂之所以能够留住杰出的头脑，源于它所展现的非凡耐心——无需承担教学负担、不设论文发表指标、允许学者数年内一无所获，甚至容许他们半途改投全然陌生的研究领域。听起来很是浪漫，却也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布尔吉尼翁的观点直白而有力：「若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由，你就根本吸引不了他们。」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更加棘手——当这份自由只能惠及少数人时，研究所又该如何在成果未出现之前，判断谁堪当此任？布尔吉尼翁的答案是，在数学领域，速度绝非唯一的衡量标准。与其看谁跑得快，他们更欣赏那些在难题面前坚持不懈、反复钻研、不断搏斗的人。正是这样的识人眼光，让他们早早就发现了王虹。这份洞见深深植根于研究所成立之初就确定的核心信念：「最能够深刻影响人类知识与认知的研究，往往发端于纯粹的求知欲，而非追逐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
那块别致的金属牌子
布尔吉尼翁从自己办公室的黑板一角取下了一件有趣的物件——一小块银色的金属片。
其正面刻有法文「NE PAS EFFACER」，意为勿擦除。翻转到背面，则是「EFFACER」，表示可擦除。
「NE PAS EFFACER（勿擦除）」
他演示着这块牌子的妙用：当黑板已被写满，而讨论尚未真正告一段落时，就将「勿擦除」的一面朝外放置。那些承载思想的笔迹就会得以保留，静待下一轮思想对话的延续。
IHÉS的每一块黑板旁，都配置了这样一件巧妙的工具。
这所机构的全名是法文的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tifiques，通常简称为IHÉS。它专注于数学与理论物理的基础研究领域，没有臃肿的院系设置，常任教授的数量更是有限。从建所至今，数学常任教授总共仅有十四位，其中九位随后都获得了菲尔兹奖殊荣。最新的一位就是王虹。她自去年起在此担任常任教授，同时也在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任职。
我曾与多位数学家有过交流，他们经常提及那些已耗时多年却仍无成果的课题。有人投入了大量精力，也许只是更清晰地认识到某条路线行不通；有人当初的某个想法毫无意义可言，却可能在多年后与他人的研究相互呼应。大多时候，这类工作无甚可向他人展示。
王虹获奖后，我开始留意她所在的IHÉS。这里的常任教授不被规定必须完成多少课时，也无年度论文数量的要求。他们自主决定研究课题、选择交流对象、确定在一个问题上投入多久。这种近乎理想国的工作模式让我着迷，我决定试试能否接触到这所机构。
IHÉS研究所的大门
该所网站上列出的联系信息详尽周备：所长、教授、科研行政人员、宣传部门、图书馆工作人员，一直到厨房主厨，每位都配有姓名、电话和邮箱。我挑选了一个看似恰当的邮件地址，自我介绍后，询问能否安排一次访问。我在信中写道，希望找一位熟悉这里且乐于交谈的人。
名叫拉萨尔的女士很快给我回了信，直接问我何时过来。
她并未预先向我介绍布尔吉尼翁的背景。邮件中，她仅在他的姓氏前加上了法语中的敬称「先生」。
实际上，布尔吉尼翁本人是一位法国微分几何学专家，致力于曲率、爱因斯坦度量的研究，以及这些理论与偏微分方程及数学物理之间的深层联系。他曾担任法国数学学会和欧洲数学学会主席。1994年他成为IHÉS的所长，在此工作了十九个年头；卸任后，又出任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如今他是IHÉS的名誉教授，研究所仍为他保留着一间办公室。
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从巴黎北站出发，几经地铁和郊区列车，用时将近两小时才到达这所坐落在巴黎郊外的研究机构。几座建筑楼宇散布在林木之间，显得极为朴素。我本想辨认方位，却很快发现这里的指向其实很简单——建筑之间仅隔数步之遥；再向前走就是一片空旷的停车场。很难想象，在这么小的地盘上，曾经聚集过多少重要的数学家。
布尔吉尼翁先生身着白色衬衫，头顶银白色的短寸头，脸上被时光刻下了深而有力的纹理。坐下后，他率先起身打开了窗户，提醒我如风太大可以随时关闭。那扇大窗让整间办公室洋溢着开敞之感。我们的交流始于上午十一点。阳光渐好时，玻璃上映出一片绿色。即便待在室内，也能时刻感受到窗外林区的存在。
布尔吉尼翁先生
拉萨尔女士在对话前特别叮嘱：布尔吉尼翁只有一小时时间。
「不给予自由就无法吸引他们」
「那么这儿真的存在一种只需思考、无需工作的工作吗？」我问道。
布尔吉尼翁随即更正我：思考本身就是工作。
不过，这里的常任教授确实不受固定教学工作量约束，也不必达成每年论文发表指标。接受这一职位，也意味着要在研究所的生活中长期驻扎：与往来的访问者见面、进行讨论、指导博士研究生、撰写论文，或者组织学术会议。但他们手中没有一份清单规定必须做哪一项、何时做。这些事项多半源于自主发起。
IHÉS目前仅有六位常任教授，分别来自数学和理论物理两个领域。与之相对的是，研究所每年接待大约两百到两百五十名访问学者。有的停留一周，有的驻扎一月、三月甚至半年，也有人只为参加某场学术会议而来。
研究所玛丽莲与詹姆斯·西蒙斯会议中心©IHES
后来我在IHÉS官网的一篇文章里看到，今年与王虹同获菲尔兹奖的中国数学家邓煜曾三度到访这里。他与研究气体动理学、概率及统计物理等不同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对话交流。这些互动帮助他进一步推进玻尔兹曼方程研究，也为他打开了崭新的研究方向。而玻尔兹曼方程，正好是他此次获奖工作的核心内容。
楼下张贴着一份当下在所内工作的人员名录。每个人的照片和姓名都排列其上，来来往往，这份名单在不断更新。布尔吉尼翁说，等会儿我们出去时，他可以带我去瞧一瞧。常任教授，就是这份不断流动的名单中长期驻留的少数人。
「但研究所真的会允许教授完全不完成某个既定目标吗？」我再次提问。
布尔吉尼翁用一位数学家改变研究方向的例子作答。
一个人可能已在某个方向上耕耘多年。他熟识该领域的课题、研究方法、同行圈子，也明白如何顺着既有轨迹继续推进。但在某个时刻，他觉得在那里的驻扎已够久，想要转身投入一个几乎陌生的领地。
进入新领域后，最初那几年内，他也许难以产出什么成果。他需要重新理解那里的问题、学习新的研究方法、逐步领悟别人的思维方式。新的道路尚未显现，而那条曾稳定产出成果的旧路，已经被他舍弃在后。
研究所愿意伴随他度过这样的几年时光。
这样的理念并非后来才有。IHÉS成立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时任院长奥本海默就参与了筹建工作。IHÉS也是战后欧洲最早效仿普林斯顿模式建立的研究机构之一。
那所研究院的信念是：「最能够深刻影响人类知识与认知的研究，往往源于纯粹的求知欲，而非对速效的应用价值之追求。」
到了布尔吉尼翁这里，这一原则被转化成了具体的实践：一个数学家可以舍弃熟悉的领地，也可以在几年里暂无建树。
布尔吉尼翁将这种自由称为IHÉS赋予研究者的一项「bonus」。这是一所小型研究所，地处偏远，常任席位只有区区几个。它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也难以与美国许多高等学府相抗衡。那么如何才能吸引真正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到这里呢？
「如果你不愿意给予他们自由，」他说，「那就根本没办法让他们来。」
You may miss Wang Hong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矛盾浮现脑海：当这种自由只能施予极少数人时，研究所怎样才能在成果问世前，准确判断该把它给予谁？
布尔吉尼翁把这种选择比作一场「下注」。
IHÉS的数学常任教授中，有九位后来都获得了菲尔兹奖。除去最早的一位，其余人在来所之初都尚未获奖。研究所无法等到荣誉到手后才去邀请一位已被证实的人物。它必须在更早阶段，从全球数学家队伍中甄别出那个人。
「当你的机构如此之小，你拿什么与其他地方做差别？」布尔吉尼翁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去寻找你能够寻觅到的最优秀的人。」
在他担任所长的年月里，两位由他参与遴选的数学家后来都获得了菲尔兹奖。俄罗斯数学家马克西姆·孔采维奇当时在伯克利执教，美国高校所能提供的物质福利远超IHÉS。布尔吉尼翁不仅要识别到他，还要说服他与家人离开美国，迁居法国。
也并非每一次邀请都以成功告终。他曾试图邀请另一位后来成为菲尔兹奖得主的数学家，但遭到了拒绝。他没有向我透露那个人的姓名。
「每一回，当你识别出你想要吸引的人，下一个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能否成功将他请来？」
我们自然要谈及王虹。
布尔吉尼翁首次注意到王虹，是在两年多以前。那时他担任某数学奖项评委会主席，又获悉王虹可能会加盟IHÉS，因利益冲突便退出了相关评审。虽然挂谷猜想的完全证明尚未问世，但她前几年的工作已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研究所开始物色她，这发生在最终证明面世之前。
「并不是last minute。」他说，「她很久以前就已经表现得非常卓越了。」
两人初次相识，是在巴黎市中心举办的一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校友活动上。王虹已然接纳了IHÉS的聘任，双方又恰巧都是该校校友。布尔吉尼翁是1966届，王虹是2010届。
布尔吉尼翁没有向我讲述两人之间某个特别的对话片段。谈到王虹时，他更常用几个词汇：mastery（掌握），clarity（清晰），precision（精准）。他说，听过王虹在研究所做的一系列学术报告，她所处理的课题在技术上非常复杂，听众时不时会追问某个细节，她几乎总能当场作答，而且准确、清晰。这让布尔吉尼翁确信，她对整个课题具有极为深刻的理解，每个细节都被她牢牢掌控。
他说她humble（谦逊）、shy（腼腆），想了想，觉得shy不太准确，改口用了reserved（内敛）。但他提得最多的词，是perseverance（毅力）。
我问布尔吉尼翁，王虹与她博士生生涯的导师、MIT的拉里·古斯，是否都具有面对艰难课题的勇气。
他说，古斯不仅传授了她方法，也持续鼓励她相信，只要做得足够久、足够用力，问题就有可能解开。王虹年轻时也曾因身边一些人解题速度更快而自我怀疑。后来，她慢慢重拾信心，感觉自己「也许还不错」。
「当然，她一向都很出色。」布尔吉尼翁随即补充道。
他认识许多快得惊人的数学家，孔采维奇就是其中之一。与这样的人共处一室，即便自己已经极其优秀，也容易生出一种感觉，好像对方总能捷足先登。
「你会想，我为什么还要跟他们竞争？」他说，「他们似乎每次都赢。」
但在数学领域，快速推进并非唯一的路数。有人会在某个问题前驻足许久，一条路走不通就寻觅另一条。布尔吉尼翁接连用了几个动词：坚守，继续，不断搏斗。正是这种perseverance，使得王虹没有因自己不如他人迅速就过早退出数学这一领域。
否则，许多同样聪慧、只是速度稍逊的人，会早早就觉得这个领地不属于他们。
「You may miss Wang Hong.」布尔吉尼翁说。
「我不该因为被困住就止步，其实还有出口存在」
对布尔吉尼翁来讲，与人见面与对谈素来是数学生涯的重要部分。他对门对面的数学家孔采维奇有时会练习法语；布尔吉尼翁自己也学过一些俄语，因为他年轻时阅读的许多数学著作来自苏联。王虹偶尔也会与他用法语谈论，他评价她的口语为：「非常不错。」
更早些时候，我问过他，一个人究竟因何而成为数学家。他为我讲述了人生中几段关键的故事。
在中学最后阶段，他遇见了一位数学水平极高却教学能力欠佳的老师。课堂上他听不懂，但能感受到这个人身上有种东西让他讲起数学时近乎痴狂，仿佛进入了孤独之地。于是他自己去找书，坚持要搞明白那究竟是什么。
1972年，他二十五岁，已投入数学研究四年，但处境并不理想。起初，他想研究力学，尤其是欧拉方程与流体问题，但巴黎的导师告诉他必须由导师决定研究方向。他不愿接纳，转而走向了与力学最近的微分几何。然而当时的法国，代数几何与数论才是数学舞台的聚焦点；他的工作鲜少引起关切，有时甚至不被视为真正的数学。
人生该往何处去？
这年六月，命运来敲门。美国数学家吉姆·西蒙斯在巴黎听了他的一次学术汇报，翌日就向他发出邀约：九月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职一年。
石溪位于长岛，与纽约市相距约百公里。那个时期，这所年轻的公立大学正在急速膨胀。西蒙斯主持数学系，立志在此打造一个全球顶尖的数学中心；同时期杨振宁也开办了理论物理研究所。一大批年轻的数学家与物理学家正源源不断地汇聚于此。
在那里，布尔吉尼翁初次看到，有一群年纪相近的数学家也在从事微分几何及相近课题的研究。其中有个人，后来成了他终身的挚友。
说到这儿，布尔吉尼翁停下来问我：「你应该听说过他的名字。」
「他叫丘成桐。」
那时丘成桐二十三岁，身上散发着「令人难以相信的能量」。双方有一些共同的研究兴趣，几乎立即开始合作，很快就联手发表了一篇论文。
那个时代，丘成桐生活拮据，工资几乎全部寄回仍住在香港的家人。他有时会到布尔吉尼翁家品尝法国菜，也会逗布尔吉尼翁幼小的女儿。半个多世纪后，布尔吉尼翁的女儿已是五十六岁的医生；丘成桐至今还会问起她。
在石溪停留一个学年后，1973年夏天，布尔吉尼翁又前往斯坦福，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某天，一通电话突然打进来。电话那边是一位早已名满天下、备受尊敬的数学家，他问布尔吉尼翁愿不愿意一同用午餐。
布尔吉尼翁最初的反应是：他干嘛要找我？
约定的餐馆靠近伯克利大学，是一家中餐厅。对方没有特殊目的，仅仅是想听听这位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在做什么，对哪些课题感兴趣。后来布尔吉尼翁才明白，这位数学家经常这样去找年轻人，询问他们最近在思考什么。
布尔吉尼翁已在石溪见识了一群研究相近课题的同龄人。但他在法国经历过的那些自我怀疑，并未完全消退。他的工作在美国也鲜有人在意。
那顿距今五十多年前的午饭，他记忆犹新。回去之后，他开始这样想：
「也许我正在做的东西并不那么愚蠢。」
邀请他吃饭的人，对中国而言是个熟悉的名字——他是数学家陈省身。
1990年于UCLA，布尔吉尼翁与陈省身，截图自访谈视频 If possible, do nothing
那时，陈省身已是备受推崇的微分几何学泰斗之一。自从他从芝加哥赴伯克利后，就在那里聚拢了一批几何研究者的队伍：既邀请已成名的数学家来做访问，也不断地将刚入门的年轻研究者纳入讨论。后来，他把一些重要会议的组织职责转交给布尔吉尼翁承担，又邀请他首次访华。也由于此，在过去五十多年里，布尔吉尼翁先后造访中国四十多次。
「我欠他很多——因为他的求知心。」
说这话时，布尔吉尼翁曾转过身，指向他身后一本印着陈省身肖像的书籍。这本书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后来我整理拍下的照片后放大观察，发现他的书架上不止一本这样的书。陈省身的全集与著作，一册一册地零散地放在那儿。
数学自有其节奏
三十多年前，布尔吉尼翁接任所长之际，研究所还需进行扩建和翻修，也需要为来访者解决日常生活所需。车站周边有一片为研究所建造的住宅群，共有五十多套公寓。后来，那些住宅的原始业主被收购，研究所随之获得了机会将整片地产购下。
自此以后，携家眷来此工作的学者无须费力寻觅住处。从公寓步行到研究所，也只需十分钟光景。
布尔吉尼翁初任所长时，政府的财政拨款曾占研究所预算的一半以上。后来，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资金支持逐步减少，研究所开始转向社会捐赠。如今，政府拨款仅占约四分之一；而法国政府给研究所的名义拨款，三十年来几乎停滞不前，通货膨胀不断蚕食这些资金的实际购买力。为研究所筹措私人资金，也就成了历任所长都无法回避的使命。
布尔吉尼翁把这称为一场「永恒的搏斗」，因为很难向政府和金主解释：「我们无法做出任何承诺。」
但这正是研究所竭力想要守护的核心，尽管外界压力与日俱增，但研究所坚持遵循另一套时间逻辑。
以王虹解决的挂谷猜想为例，布尔吉尼翁把时间推回一百多年前。王虹从事的调和分析，源自傅里叶的工作，后来传播到欧洲、美洲、阿根廷。那些地区都曾汇集许多数学家，形成各自的学派，新的课题也层层衍生出来。然而，当那一批问题陆续被破解后，往往还剩一些多年无人能解的棘手难题。研究此类课题的人逐渐稀少，曾经繁荣的领地也随之冷落。
挂谷猜想就在那里停滞了许多年，直到王虹及合作者重新拾起它，最终完成了证明，途中也创造出了崭新的思想和方法。
数学或许拥有其自身的自然节奏。IHÉS在甄选常任教授时，只用一个词作为标准：excellence（卓越）。被遴选的人多半还很年轻，面前的路还很长，研究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施以时间的浇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