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四五”收官之际，一份来自审计署的重磅报告让银行业绷紧了神经。被点名的不只是几家机构，暴露的问题折射出整个行业在规模冲动、风险管控和治理架构上的深层困境。
2026年6月23日，审计署官网正式公布《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涉及银行业的内容尤为引人关注——从科技金融的形式主义，到金控集团的管控真空，问题的背后是系统性的治理偏差，而非个别机构的偶发失误。
科技金融：换了包装，换不了本质
报告对4家银行（含3家国有行、1家股份行）的科技金融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重点审计，结果令人警醒。
数字背后是一种普遍现象：642.22亿元”创新积分贷”在发放时根本未考虑创新积分，不过是贷后补贴标签；478.5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贷”中，有101.09亿元实际持有传统抵押物或根本无需抵押；54.37亿元”科技企业并购贷”实质上演变为股权回购和普通融资工具；970家科技支行中，竟有194家毫无科技业务特色可言。
这说明什么？银行并非拒绝响应政策，而是把响应做成了表面文章。科技金融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为那些轻资产、缺抵押、现金流不稳定但具备技术潜力的企业合理定价。然而现实中，抵押物、政府背书、大客户信用依然是许多银行的安全阀。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荒诞的悖论：名义是科技金融，骨子里还是传统信贷，”科技”二字徒有其名。
科技支行的问题尤其值得深思。挂一块牌子、换一套话语，远不足以支撑科技金融业务。真正的科技支行需要配备专业客户经理、行业洞察能力、知识产权评估机制、投贷联动思维以及差异化的风控模型。报告还指出，部分机构在科创产品不良率刚触及2%至3%时便仓促叫停，充分说明”不良容忍度”若不真正嵌入考核与问责体系，科技金融便难以扎根落地。
政策贷款异化：优惠变套利，定位成摆设
报告同样揭露了政策性资金被滥用的问题，涉及机构行为性质严重。
某国有行在2021年12月至2025年8月间，违规向非高标准农田项目发放贷款110.66亿元，部分资金甚至被挪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或偿还债务。另一家国有行则通过旗下金融机构充当通道，将11只私募基金包装为公募基金，借助税收优惠逃税23.67亿元。
这些行为的本质，是以政策之名行套利之实。服务”三农”、扶持科创、支撑实体经济，本是大型银行的功能定位，但当基层经营压力和规模考核的权重凌驾于资金用途审核之上，政策贷款便可能异化为财务腾挪、还旧借新乃至税收套利的工具。
某金融控股集团则因对部分绝对控股子公司未能掌握决策控制权、子公司管控松散、个别子公司滥用集团字号等问题被重点提及。对金控集团而言，这类问题的危险性远超单一银行：牌照、品牌、资金、客户与声誉在集团内部高度交叉，一家子公司的违规销售或刚性兑付行为，足以将风险沿集团脉络蔓延扩散。治理能力，在综合金融集团里本身就是核心资本。
规模内卷：数字好看，价值空心
报告中最触目惊心的一组数字，来自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审计结果。
3户金融企业通过”内卷式”竞争将存贷款规模虚增1.41万亿元；通过虚假或让利方式推高债券业务规模7569.59亿元；违规掩盖或处置不良资产634.41亿元；违规开展信贷业务676.16亿元。
这些数字戳穿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行业迷思——规模即实力。先存后贷、即贷即收、超低价抢客户、以让利换承销排名，本质上都是报表上的数字游戏，并未创造真实的金融价值。当审计逻辑开始穿透规模表象，这种经营模式的代价便无所遁形。
风险管控层面的漏洞同样令人震惊。某银行向150余名资质不符人员发放个人经营贷款15.17亿元，向未封顶楼盘违规发放房贷28.12亿元，还通过企业个人信贷变相发放消费贷款330.78亿元。另一家银行向低风险客户销售高风险公募基金20.39亿元，其下属信托公司在监管明令叫停后，仍违规刚性兑付20.42亿元。
这些行为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在短期业绩压力下，部分银行的内部治理已出现结构性失守，合规意识与风险责任感双双滑坡，风险正被悄然转嫁给市场与投资者。
审计报告的六重警示
这份报告的价值，不在于列出了多少违规清单，而在于它构成了一次政策金融的压力测试。它向整个行业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未来的监管视角，不只看钱有没有放出去、放了多少，还要看资金是否真正抵达政策目标，是否切实解决了企业的真实痛点，是否形成了可持续的风险收益结构。
报告”审计建议”部分针对银行业提出了六项重点要求，具体如下：
第一，科技金融不能再做标签游戏。创新积分、知识产权、并购贷款、科技支行，必须真正嵌入授信逻辑，而不是贷后统计口径里的装饰品。
第二，政策贷款必须穿透资金用途。支农、科创、保障房、城中村改造等政策性融资，须追踪最终投向与还款来源，不能沦为地方财政腾挪或企业还旧债的通道。
第三，规模考核须大幅降权。审计署明确建议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结”，将内部KPI从余额、排名、投放量转向风险调整收益与政策实施效果。
第四，不良资产必须如实暴露。宽限期、展期、借新还旧等操作，若仅为规避资产分类下调，本质上是在为风险续命，延后的只是暴露时间，而非风险本身。
第五，金控集团须守住牌照边界。银行、信托、基金、理财及各子公司之间，不得以通道、品牌共用或刚兑承诺相互借壳套利。
第六，基层机构须重建合规认知。合规的标准不是材料齐全、流程走完，而是业务实质经得起穿透审查——客户真实、项目真实、资金用途清晰、还款来源可溯。
从规模时代到价值时代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银行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规模时代的逻辑正在失效，高质量发展时代的逻辑正在确立。真实客户、真实用途、真实现金流、真实风险分类，将取代报表增速与市场排名，成为衡量机构价值的核心坐标。
对于被点名的机构而言，整改是起点，不是终点。更深层的追问是：如何将国家战略真正内化为经营逻辑，而非流于文字表面？如何构建不以规模论英雄的考核体系，从根本上遏制”内卷”与注水？如何压实风控责任，堵住资产流失的系统性漏洞？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不是把钱推出去就算完成任务；服务国家战略，也不是把产品名字冠上”科技””绿色””三农”就算落实政策。银行真正的能力，是在不回避风险的前提下识别风险、为风险定价、管理风险，并将资金精准导向最需要、也最能产生长期价值的地方。这，才是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