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披露的一起“诱人违法”案件,再次刺痛了公众神经。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一审因欺骗他人吸毒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根据判决书披露,为了完成查处指标,马某将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给徐某,随后徐某等人在宾馆内召集6名未成年人吸食,等这些孩子吸完后,马某再带人将他们查获。
此案中出现的依托咪酯,也就是俗称的“烟粉”,如今在国内的滥用率已经远远超过海洛因,仅次于冰毒。假如这起案件没有被翻转,这6名未成年人的人生轨迹,其实在警察破门那一刻就可能被彻底改写。吸毒虽然不构成犯罪,但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被认定,他们不仅会面临治安处罚和社区戒毒,相关吸毒记录还可能长期甚至终身伴随。
而在真相被揭开之后,至少有两个问题绕不过去:第一,对这种以权力实施不当诱导的人,现有惩罚是否足够、定罪是否准确;第二,那6名被卷进去的未成年人,能否获得真正有效的救济,他们的涉毒记录究竟能不能被清除,他们的未来还有没有被修复的可能。
先看第一个问题:面对这种不当诱导,法律到底该如何制裁,才算合理?
在司法实践中,警察“诱人犯罪”常被放入“诱惑侦查”这一概念下讨论,毒品案件里尤其常见。通常会区分两类:一种是犯意诱发型,即行为人原本并无犯罪打算,是在侦查人员的教唆、引诱下才迈出那一步;另一种是机会提供型,也就是当事人本来就有违法犯罪意图,警方只是顺势提供机会,将其当场抓获。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对前一种“犯意诱发型”侦查普遍持否定态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身份开展侦查,但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也不得采取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造成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从比例原则和公民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其中“不得诱使他人犯罪”这一表述,实际上就是在否定侦查人员通过制造犯意来推进案件。
既然法律明确禁止,那么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当清晰:对本无犯意的人实施引诱,本身就是违法侦查行为。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昆明会议纪要》也进一步确认,因犯意诱发而取得的相关证据,应依法予以排除。在很多情况下,这几乎意味着无法再追究被引诱者的刑事责任。
顺带说一句,犯意诱发和机会提供看上去界限分明,实际操作却有很大弹性。毕竟“犯意”是主观状态,如何证明并不容易。尤其对于那些被引诱后第一次涉毒、第一次实施相关违法行为的人,很难仅凭表面判断其此前是否已有意图,往往还要结合引诱方式和强度综合考量。只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仍是:对于那个实施不当引诱的人,究竟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回到这起案件,马某的行为显然更接近典型的犯意诱发。严格说来,吸毒本身虽非犯罪,但未成年人聚众吸食毒品已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禁毒法》等相关规范。换言之,正是马某的行为把原本可能不会发生的违法后果“制造”了出来。与此同时,他又调动并滥用了公权力,这与刑法所规制的渎职行为高度重合。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若违反职务责任,当然可以先在体制内部受到处分,但仅靠内部惩戒显然不足以维护公权行使的正当性。法律之所以还要介入,就是为了守住国家行政与司法权运行的底线。一般而言,若是以“正当目的”实施滥权,入罪门槛往往会更高;可一旦是为了不当目的而滥用公权,性质就完全不同。
在本案里,马某的动机并不是为了真正打击违法犯罪,而是为了完成查处任务、制造成绩。这种做法已经明显越过公众能够容忍的道德和法治边界,因此理应接受刑法评价。接下来要讨论的,只是该落在哪个更恰当的罪名上。
一审法院最终适用的是欺骗他人吸毒罪,并以“情节严重”在刑法第353条规定的3年至7年幅度内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但问题在于,他不仅欺骗他人吸毒,更通过制造涉毒假案把6名未成年人推入违法泥潭,这本质上也是严重的滥用职权行为。因此,更合理的评价路径,或许应当是将滥用职权与欺骗他人吸毒视为想象竞合,再择一重罪处理。
依照刑法第397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处3年至7年有期徒刑;若属于徇私舞弊型滥用职权,根据第二款,最高可判10年。马某的行为究竟适用哪一款,还要进一步判断其是否带有“徇私”性质。
按照《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3〕167号对“徇私”的理解,所谓徇私舞弊,主要指徇个人私情或私利。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是为了本单位利益而实施滥权,通常仍按第一款处理。也就是说,若有证据表明马某是为了个人升迁、立功受奖等私利而设局构陷未成年人,那么更有理由适用第397条第二款。若如此,本案更妥当的重罪评价就应当落在滥用职权罪上。
即便退一步说,如果证据只能证明他是为了单位考核利益而行事,那么想象竞合的两罪最高刑相同,接下来就要比较哪一种法益更值得优先保护。从维护国家机关公信力、公权力严肃性和执法正当性的角度看,优先适用滥用职权罪,恐怕比单独适用欺骗他人吸毒罪更能准确击中问题核心。
当然,媒体能够披露的判决书内容终究有限,法院内部或许还有其他未公开的论证。但至少有一点应当形成共识:裁判文书理应对马某欺骗他人吸毒与滥用职权这两层行为分别予以清晰谴责,如此才真正具备警示意义,也能为未来类似案件提供更明确的裁判指引。
再看第二个问题:那6名未成年受害者,该如何获得救济?
显然,公众最担心的不是抽象法理,而是这些孩子往后的人生。无论他们在吸食之前是否知道电子烟里含有毒品成分,他们首先都是被权力操弄的受害者。他们所承受的伤害,既来自毒品本身,也来自执法权被滥用之后带来的制度性创伤。
在一些域外法治体系中,针对受害者的救济通常首先体现在程序制裁上。比如在美国,如果有证据证明侦查人员诱导了本无犯意的人犯罪,这可以成为被告人在庭审中的无罪抗辩理由;在法国,如果侦查机关的引诱已经足以摧毁被告的自由意志,也可能直接构成刑事免责。
我国在2023年《昆明会议纪要》中,其实也已经对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作出更明确的回应:一方面,因犯意引诱获得的证据应被排除;另一方面,一旦存在数量引诱等因素,司法机关在量刑上应给予更大幅度从宽。
借这个思路举重明轻地看,本案中6名未成年人吸食毒品的相关证据,当然也应排除;相应地,对他们作出的治安违法处罚决定,也理应被撤销。
但只做到这里,显然还不够。由于这是涉毒案件,依照《禁毒法》,公安机关还会将相关人员录入禁毒信息系统。
更严厉的后果在于,根据国务院《戒毒条例》,涉毒人员往往会被纳入长期动态管控,相关记录可能伴随终身。作为被登记的“吸毒人员”,他们可能面临定期尿检,出行、住宿随时触发预警,而这种标签还可能连带影响他们今后的求职、人生道路,甚至波及家人和下一代。
如果只盯着“吸毒事实”本身,一刀切地把他们锁死在这套系统里,那就不是法治,而是对个案正义的再次伤害。
因此,这起案件尤其需要建立涉毒记录删除的例外救济机制。对这6名未成年人而言,他们不是应被长期管控的戒毒对象,而是被诱导、被摆布的受害者。他们理应有权申请更正信息,要求公安机关删除此前形成的违法记录。这不是额外施舍,而是他们本该得到的补偿性正义。相关维权进展,也值得持续关注。
再往深里看,这起案件还暴露出一种更可怕的变化:权力会反过来异化执法者。明明肩负扫毒职责的人,最后却亲手制造出吸毒案件;驱动他们这么做的,竟只是完成任务、凑够指标。到了这一刻,执法者不再把人当人,而是把上级考核当成唯一坐标,把卷入其中的个体压缩成冰冷数字。那些因此被改变的人生,谁还在乎?
“人只能是目的,不能仅仅被当作手段。”这原本就是法律底层设计里最该守住的一条原则。若连这一点都丢了,执法者终究会失去本来的面貌,活成自己原本最该警惕、最该反对的样子——就像屠龙者最终成了恶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