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25日晚，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现场突然传出枪声。当时，特朗普与妻子梅拉尼娅，以及副总统万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财政部长贝森特等多名高官都在会场。
这起枪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嫌疑人当场落网。根据美方公开信息，31岁的嫌犯科尔·艾伦来自加州洛杉矶，去年刚取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曾做过考试培训辅导工作。
据美国媒体报道，艾伦作案前曾发送电子邮件，自称是“友好的联邦刺客”。在那封近似宣言的邮件里，他写道，只要想到现政府所做的一切，自己就感到愤怒。4月27日下午，他在华盛顿联邦法院首次出庭，被控三项重罪，包括企图刺杀美国总统、跨州运输枪支弹药以实施重罪，以及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
31岁的嫌疑犯科尔·艾伦
在聚集如此多核心政治人物的场合爆发枪击，本身就足以说明事态严重。再结合目前披露的信息，嫌犯显然带有鲜明政治动机，这让案件具备了典型的政治暴力特征。
回看过去两年，特朗普已经不止一次与致命攻击擦身而过。2024年7月13日，他在竞选集会上遭遇子弹擦脸；两个月后的9月15日，又有持枪者埋伏在其高尔夫球场附近，被特勤局提前发现并抓获。若加上这次晚宴枪击，特朗普近年已三次险些成为刺杀目标。
以美国总统及总统候选人的历史来看，这样的频率绝对算得上极高。最接近的案例，或许要追溯到1981年里根总统中枪受伤。而带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那次袭击发生地，也正是这次晚宴所在的酒店。
1981年，里根总统遭遇枪击受伤
特朗普频频“撞上”枪击事件，当然与概率有关，但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政治暴力事件这些年明显上升，而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更深的政治与社会原因。
研究美国政治暴力的学者布莱恩·克拉斯曾把这种现象比作气候变化与飓风的关系：你不能把某一场飓风简单归因于气候变化，但可以确定，气候变化会让更强的飓风更容易生成。政治暴力也一样，未必每次都能直接对应某句煽动性言论，但持续的极化与鼓动，会显著抬高暴力事件的发生几率。
从数据上看，这场“政治飓风”正在成形。美国国会警察局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针对议员及其家人、工作人员或国会大厦的威胁案件，已从2024年的9474起飙升至2025年的14938起，增幅达到58%。更早的数据则分别是：2021年9625起、2022年7501起、2023年8008起。
换句话说，在拜登执政时期，这类案件整体呈缓慢回落趋势；而与特朗普执政阶段相对应的，却是明显反弹。再往前看，奥巴马任期最后一年，这类案件仅有902起；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后的2017年，数字就激增到约4000起。
2024年7月13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被扶下台/图源：新华社
当然，若把美国政治暴力的上升完全归咎于特朗普，也并不准确。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特朗普既是病因的一部分，也本身是症状。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雷切尔·克莱因菲尔德曾概括政治暴力的几个关键成因：第一，是高度极化，让选民觉得自己正身处一场关乎自由、民主乃至生死的斗争；第二，是部分政治人物主动放大并利用这种极化，以巩固支持者忠诚；第三，则是相当多的公民对制度运作和主流政党选项深感失望。
早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首位黑人总统后，美国政治极化就已经开始加速。到他2017年离任时，分裂格局已相当严重。奥巴马在告别演说中就曾提醒，如果政治讨论变得充满敌意，以至于不同意见者不再被视作“看法有误”，而是被当成“邪恶的人”，美国彼此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削弱。
特朗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极化，很难精确衡量；但很少有人会相信他与极化无关。更重要的是，许多人认定，他确实从这种对立氛围中获得了政治能量。正如克莱因菲尔德所强调，单纯的极化不会自动转化为暴力，真正触发后果的，是政治领导人和意见领袖如何动员、利用这种情绪。
如果再联系到嫌犯艾伦那句“想到本届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愤怒”，那么白宫晚宴上的那几声枪响，几乎像是克拉斯所说“政治飓风”的一次具象呈现。
普通美国人的愤怒，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对政治暴力的容忍度。政治学者内森·卡尔莫与莉莉安娜·梅森在2021年6月的一项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只要是“对方阵营先使用暴力”，那么政治暴力“至少在某些时候是合理的”；而2020年时，这一比例还只有40%。
这两位学者在2021年2月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更令人不安：当被问到“为实现政治目标而杀死对立政党领导人是否正当”时，12%的共和党人与11%的民主党人给出了肯定回答。比例看似不高，但若按实际人口换算，意味着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对刺杀本国领导人的做法持认可态度。
如此庞大的基数意味着，只要极少数人真正付诸行动，就足以制造不容忽视的暴力事件。《纽约时报》2024年就曾指出，尽管多数美国人反对广义政治暴力，但在一个枪支高度泛滥的国家，只要一个人，就足以实施轰动全国的极端行为。
2026年1月31日，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政厅前手举标语参加示威活动/图源：新华社
对于这种频发的政治暴力，前拜登竞选团队顾问、西蒙娜·桑德斯·汤森曾给出过相当直接的警告：当政治领袖把对手妖魔化，用非人化语言描述异己，并把威胁当成常规政治手段时，他们实际上正在为暴力提供滋生土壤。由此引出的核心问题是，面对这种局面，政治领导人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后，特朗普表示，“当你影响力够大，他们就会盯上你”“我们改变了这个国家，但很多人并不高兴”。他还称自己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并把自己与林肯相提并论。
若从总统面对政治暴力的态度来比较，特朗普与林肯之间恐怕更多是反差。19世纪中期，美国同样经历过暴力横行时期。1838年，林肯曾在一次演讲中警告：如果危险真的降临，它不会来自外部，而会从我们内部滋生；如果美国终将走向毁灭，那一定是由我们自己亲手造成。
最终死于暗杀的林肯，在生前强调的是反省和克制；而这些品质，很难让人自然联想到特朗普。早在2024年的一次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就曾鼓动支持者：“他们吐口水，你们就挥拳头。”如今的美国现实则是，政治分歧和阵营对立，带来的不再只是口水和拳头，甚至可能是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