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服饰品牌安踏的代言人阵容中，包括自由式滑雪奥运冠军谷爱凌
1980年代末，中国经济刚刚向外打开大门，一名没读完高中的年轻人带着600双运动鞋，只身北上，踏上创业之路。
丁世忠委托亲戚的工厂生产这批鞋，自己亲手跑销售，将赚来的第一桶金投入开设工作坊，再以代工起步，替他人生产鞋履。
那一年，他才17岁，身处一个在党的高度管控下资本主义正悄然萌芽的年代。但他的抱负，远不止于此。
他后来创立的这家公司，正是今天的运动用品巨头安踏（Anta）。如今的安踏已将始祖鸟（Arc’teryx）和萨洛蒙（Salomon）纳入旗下，近期更入股彪马（Puma），矢志挑战耐克与阿迪达斯的全球地位。丁世忠在2005年便立下宣言：”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
安踏在西方或许还算不上家喻户晓，但它在中国坐拥逾万家门店，代言人包括滑雪运动员谷爱凌（Eileen Gu），今年2月更在比佛利山庄开出了进军美国市场的首家直营旗舰店。这一切都发生在特朗普力推关税、试图将制造业岗位拉回美国的背景之下，折射出中国供应链在全球产业格局中深不可撼的竞争力。
从鞋厂到品牌帝国
安踏1991年诞生于福建省晋江市，一个从农业县蜕变为”世界鞋都”的地方。政府鼓励各地发展特色产业，晋江顺势成为全球制鞋重镇，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巨头纷至沓来，将订单交予当地代工厂。
以陈埭镇为核心的产业带，方圆约40平方公里内密布数千家工厂和配套供应商——鞋带、鞋底、面料，乃至物流一应俱全，能将设计稿快速转化为成品出货。根据联合国估计，仅福建一省在2005年已承接全球近五分之一的鞋类产能。
2007年的安踏董事长丁世忠（中）
英国巴斯大学研究华东制造业的副教授秦斐指出，当年中国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在全球几乎无出其右。外资涌入带来的，不只是订单和资金。”中国人不仅学会了大量生产，还学会了如何做得更快、更稳、更好。”秦斐说。
安踏正是在这片沃土上成长——为国际品牌大批量低成本制鞋，同时搭建起覆盖全国的分销网络，并与国内篮球、乒乓球等大型赛事建立合作，逐步打响品牌知名度。
2007年安踏在香港上市，融资约35亿港元，创下当时中国运动品牌之最。
2019年晋江安踏工厂一景
曾为匡威（Converse）、耐克等品牌服务的品牌顾问甘伟志认为，安踏的核心优势在于完整的本土生产能力——它能比对手更快完成从设计到铺货的全流程。更关键的是，安踏是极少数将目标客群瞄准西方大牌同一人群的中国企业。
这种路径并非安踏独有。小米从定制安卓系统起步，逐步延伸到手机、家电乃至电动车；大疆（DJI）从相机零件做起，最终成为全球无人机龙头；比亚迪（BYD）曾是特斯拉等电动车先驱的电池供应商，如今已跃升全球最大电动车制造商。”这些公司现在都已成为各自赛道上的王者。”甘伟志说。
进军西方
安踏目前在中国拥有逾1.2万家门店，海外460余家，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仅东南亚就新增1000家门店——相比之下，全球市占率第一的耐克在世界各地加起来约1000家门店。
中国品牌开拓西方市场面临两大挑战：品牌形象和政治壁垒。安踏选择用并购来破局，以”多品牌策略”为主轴：2009年取得Fila中国经营权并将其打造成重要收入来源；2019年收购芬兰亚玛芬体育（Amer Sports）控股权，将始祖鸟和萨洛蒙揽入囊中；此外安踏还持有球拍品牌威尔胜（Wilson），并于今年入股彪马29%的股份。
NBA球星凯里·厄文手持安踏旗下品牌Wilson篮球
全球体育行销公司IMG分析师祝若夫指出，这些西方品牌充当了安踏进入欧美市场的”门票”，让它得以触达那些对”中国制造”标签尚有顾虑的消费者。
在代言人策略上，安踏已签下克雷·汤普森（Klay Thompson）、凯里·厄文（Kyrie Irving）等NBA球星，但至今尚未出现一个像耐克与乔丹那样足以定义品牌气质的标志性合作。在政治层面，选择代表中国出战奥运的美国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也令安踏的代言策略在西方受到更多审视。
安踏在中国拥有超过10000家门店
时势转变
当安踏加速向外扩张之际，耐克与阿迪达斯却深陷困境：美国关税侵蚀利润、疫情后电商转型未达预期、中国消费疲软压低销售。祝若夫认为，这恰恰给了安踏在海外占据有利位置的机会：”问题不在于安踏能否提升知名度，而在于竞争对手能否迅速应变、守住本土市场。”
秦斐补充说，中国正在大规模引入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进一步压缩生产成本、提升效率，为未来制造业争夺全球份额储备动能。
在美国，安踏告别了多年依托百货渠道的经营方式，正式开出直营旗舰店。店内陈列着各式运动鞋和篮球鞋——而这，正是安踏与耐克、阿迪达斯短兵相接、真正决胜负的战场。
“我们对竞争保持务实态度，但全球运动服饰市场并非零和博弈。我们有信心，热爱运动的消费者会认同安踏的创新与价值。”安踏发言人如此回应BBC的问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