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在文中追溯自身的历程：1987年进入北京大学就读后，他积极投入校园公共事务，参与组织各类演讲与讨论沙龙，逐渐在学生群体中崭露头角，成为那个年代学生运动的重要参与者。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辞世，他坦言当时心中已隐隐预感”恐怕要出大事情”。短短两天后，北大校园内学生自发聚集，继而演变为街头示威，他也因组织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之一。
他描述，此后50天里，运动规模持续扩张，各高校学生联合成立了跨校协调组织，连续发起游行、示威与请愿行动，诉求涵盖终止政治运动、开放新闻报禁、要求官员公开申报财产等多项改革议题。5月13日，数千名学生更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以身体对抗向政府施压。
然而王丹指出，当局最终给出的回应并非对话与谈判，而是戒严令与军事镇压。1989年6月初，大批军队开进北京，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他回忆，事发当夜他本人并不在广场，但连续接到军队向学生开枪的消息，极度震惊之下，他一度陷入完全麻木的状态。
随后，当局展开大规模追捕，公布21名学生领袖通缉名单，王丹居首。他说，得知自己名列榜单时，心中已无恐惧，唯有深深的疼痛，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深重迷茫。1989年7月2日，他在北京遭逮捕，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1993年获释；然而因继续从事异议活动，1995年再度系狱，这次被判11年重刑，直至1998年才以流放形式被迫赴美。
流亡美国后，王丹先后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与博士学位，其间来台任教八年，之后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创立”对话中国”智库，持续为民主与人权议题发声。他坦言，自己对中国仍怀有深切的”中国梦”，但这个梦与习近平所倡导的版本截然不同——”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每个人都能自由生活、受到尊重的中国”。
回望六四三十年后的反思，王丹直言，当年学生对中共仍抱有一定期待，”我们承认，那个时候有些天真”。但他同时指出，抱有幻想的不只是学生，就连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曾寄望中国经济腾飞能够带动政治民主化转型。
他认为，纵观中国政治体制此后的发展轨迹——尤其是习近平借修宪实现无限期连任之后——过去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待已被证明过于一厢情愿。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已彻底放弃政治改革议程，并日益成为与西方民主体系相抗衡的关键力量。
王丹呼吁，若国际社会能从1989年的那场悲剧中汲取到什么切实的教训，”那大概就是：我们都不要再天真了”。他倡导重新审视将人权标准与经贸政策相挂钩的必要性，以此回应当下日益复杂的全球政治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