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4月22日),最高法院就此案举行了口头辩论,自由派大法官提出的尖锐假设遭到保守派大法官的强力反击。此案预计将于今年7月作出最终裁决,一旦判决成型,将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判例法,直接影响到美国逾千万绿卡持有者所面临的法律监管格局。

一个错误决定
判决未出便离境 命运由此改变
当事人名叫刘慕才(Muk Choi Lau,音译),2007年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拿到了无数华人移民梦寐以求的”绿卡”。然而,2012年5月,他在新泽西州因涉嫌销售仿冒Coogi品牌短裤(总价值约30万美元)被控三级商标造假罪。
这一罪行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属于轻罪(misdemeanor),刘慕才最终被判处两年缓刑,既未实际入狱,也无暴力或重罪前科。
依据《移民与国籍法》的一般规定,只有被实际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绿卡才会面临被撤销的风险。从法律文本看,刘慕才仅获缓刑而无实际服刑记录,理论上不至于丢失绿卡。
然而,就在判决结果尚未宣判之际,刘慕才离开美国回国探亲。2012年6月,当他经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返美时,边境官员以其”面临未决刑事指控”为由,拒绝允许其以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正常入境,仅批准以临时”假释入境”(parole)方式进入境内。
身份之别
判决落地即收驱逐令
这一”假释入境”的处理方式,对刘慕才的移民身份造成了根本性且极为深远的影响。若以绿卡持有人身份正常入境,通常被视为已经完成”入境”(admitted);而以”假释入境”方式进入,法律上不构成正式入境,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仍被视为”处于边境、尚待审批入境”的状态。
换言之,当他被正式判刑时,其法律身份并非绿卡持有人,而是”临时入境者”。2013年6月,刘慕才被判处两年缓刑。

2014年3月,国土安全部(DHS)据此启动遣返程序,理由是刘慕才在”假释入境”时属于”不得入境”人员。2018年,移民法官下令驱逐刘慕才,他随即提出上诉,但2021年移民上诉委员会(BIA)维持了原裁决。
司法部立场
主张边境官员决定不应受司法审查
然而,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于2025年3月一致推翻了上述驱逐令,认定边境官员当初无权剥夺刘慕才以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正常入境的权利,因为彼时政府手中掌握的不过是”指控”,而非”明确且令人信服”的定罪证据。
案件由此进入最高法院。在周三的口头辩论中,司法部助理总检察长索潘·乔希(Sopan Joshi)主张,以绿卡持有人身份入境与以假释身份入境”在法律上并无实质区别”,边境移民官员对”例外情形”的初步认定不应受到司法审查。政府方面强调,《移民与国籍法》(INA)所列举的六类例外情形(包括涉及”道德败坏罪行”的情形)赋予官员充分权力,在怀疑绿卡持有人有犯罪嫌疑时拒绝其正常入境,转而给予临时假释。
根据《移民与国籍法》(INA)§ 212(a)的规定,若绿卡持有人犯有道德败坏罪、毒品犯罪等特定罪名,边境移民官员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可拒绝其以绿卡身份入境,而仅允许以”假释入境”方式临时进入。
刘慕才的辩护律师谢伊·德沃雷茨基(Shay Dvoretzky)对此强烈反驳。他指出,法律要求拒绝合法永久居民的重返权利,必须有”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作为前提,而非事后补救。”政府绝不能先上车后补票——先将某人以假释入境放进来,再回过头来认定此人是否有资格获得假释。”
德沃雷茨基还强调,本案中刘慕才的罪行仅属轻微商标侵权,既非重罪也非暴力犯罪,却被当作吊销绿卡的充分理由,这明显与移民法保护永久居民合法权益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驰。
大法官交锋
自由派尖锐追问 保守派强势回击
庭审现场气氛紧绷。由拜登提名的自由派大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抛出一个尖锐假设:若某届强烈奉行反移民政策的政府大规模援引这一权力,批量拒绝绿卡持有人以合法永久居民身份重新入境,法院届时应当如何作出回应?
她进一步追问,这种近乎”随心所欲”的行政裁量权,可能导致大批合法移民无辜失去居留权,在当前执法趋严的大背景下尤为值得警惕。另一位大法官也发出追问:仅凭边境官员的主观怀疑就降级绿卡持有人的入境身份,是否会引发就业受阻、随时面临驱逐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对这些”极端假设”明显不以为然,反问道:难道法院必须采信这类”阴谋论”式的推断才能作出裁决?乔希则回应称,此类假设”严重偏离现实”,若要大规模剥夺合法移民身份,国土安全部内部”恐怕得充斥着一群怪物和蠢货”。他坚持认为,法院不应基于”整个行政体系都在恶意行事”的前提来解读法律。
最高法院预计将于今年7月前作出最终裁决,届时将对美国逾千万绿卡持有者的法律保护边界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