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破四旧”运动场景，来源：《档案天地》
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带领红卫兵在曲阜捣毁各类文物逾6000件，焚烧古籍2700余册、各类字画900余幅，砸毁历代碑刻1000余块，其中包含70余件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和上千册珍贵典籍。这是整个”破四旧”浪潮中破坏最为严重的一幕。
“文革”风暴下，”破四旧”运动登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由陈伯达策划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首次明确提出要”彻底清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遗留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同年8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正式认可了”破四旧”这一提法，但对具体实施方式未作任何说明。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并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
自那天起，约30万受到接见鼓舞的北京红卫兵涌上街头，张贴传单、书写大字报、发表演讲，正式拉开了”破四旧”的序幕。他们的目标从沿街店铺迅速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一切”旧事物”都成了打砸对象。
短短20天左右，超过十万户北京家庭遭到搜查洗劫。一切被视为外来或古代的文化符号，无一幸免。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间有少量大学生）以摧毁”四旧”物品为己任，几乎将整座北京城翻了个底朝天。官方媒体对此予以热烈声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宣称”红卫兵小将们正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切尘埃”。
这股风潮很快从北京蔓延至上海、天津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北京共有11.4万余户遭到抄家。据周恩来当时的说法，仅上海就”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受波及的家庭估计超过一千万户，散落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物、饰品、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文物古迹与字画典籍：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
随着运动升级，文物古迹和书画典籍成为重点”革命”对象。北京在1958年文物普查中登录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遭到破坏，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即便是偏远的新疆也未能幸免。吐鲁番火焰山附近的千佛洞，洞内壁画是极为珍贵的艺术遗产。20世纪初，虽有俄、英、德等国商人盗割部分壁画贩往西方，但那些壁画至少仍保存在各国博物馆中。而红卫兵的做法却更加彻底——他们把壁画人物的眼睛逐一挖空，或用黄泥浆将画面涂抹得面目全非，使这些无价之宝彻底沦为废物。
在大规模抄家行动中，民间收藏的古籍字画同样遭受灭顶之灾。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便是受害者之一。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毁字画、砸碎古玩，口中还不停地咒骂这些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一声令下，把我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字画，连同我自己珍藏的……全部堆到院子里一把火烧了。”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红卫兵疯狂破坏”四旧”的同时，林彪、陈伯达等人却在大肆劫掠那些被列为”四旧”的文物珍品。据北京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事后揭发：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图书5355册。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暗中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前往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中一只镶嵌近百颗珍珠宝石的18K金法国怀表，仅付了7元钱。直到1990年康生收藏品在故宫举办”内部展览”，人们才得知他私吞的国宝竟多达上千件。
席卷全国的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授意北师大红卫兵头目谭厚兰前往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两百余人抵达曲阜，与当地红卫兵联手，发动群众声讨孔子、铲平孔墓。他们先后向戚本禹和陈伯达请示，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孔府被查封，孔林古柏被砍伐，墓穴遭开掘，典籍化为灰烬，无数石碑被砸毁推倒。
11月28日至29日，数十万人在曲阜集会，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与会者向毛泽东发送”致敬电”，激动地”汇报”：孔子泥像已被拖出，”万世师表”牌匾已被摘下，孔子坟墓被铲平，庙碑被砸碎，孔庙中的一切偶像尽数捣毁……对此，毛泽东未作任何表态。
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等人”造反造得很好”，掘墓之风随即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只要是史书中有记载的历史人物，几乎都在1966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墓葬破坏。
席卷神州的改名风潮
“破四旧”还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名运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当天，北师大附属女中学生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其姓名后说：”是文质彬彬的彬？要武嘛。”宋彬彬此后便改名为”宋要武”。
一时间，大批民众纷纷效仿，凡名字中带有”梅、兰、竹、云”等被视为小资情调的字眼，或含”仁、义、礼、智、信”等儒家色彩的用字，一律改为”革命化”名称，户籍部门以”即报即批”的原则予以配合。
改名风潮远不止于人名。北京的公交站牌全被涂上”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口号：同仁医院变成了”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变成了”反帝医院”，长安街被改称”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更名”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享誉70余年的全聚德烤鸭店也未能幸免——上千名红卫兵于8月19日晚闯入店内，砸毁老字号招牌，换上”北京烤鸭店”的新匾，撕掉店内山水画换上领袖画像，并派驻”治安员”和”宣传员”长期坐镇。
生活方式的”革命化改造”
“破四旧”中涉及旧风俗和旧习惯的内容占据了运动的”半壁江山”，红卫兵对此投入了极大热情。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被定性为”资本主义产物”，一旦发现即遭”革命制裁”。在上海，红卫兵勒令西餐馆歇业，禁止服装皮鞋店出售”奇装异服”；路人若穿尖头皮鞋，须当场脱下赤脚行走；发型或穿着稍显”时髦”者，就会被剪去一刀。街头的西式雕塑被砸毁，教堂遭到冲击。
更为荒诞的是，有红卫兵提出要将交通规则从右侧通行改为左侧通行，理由是”右侧通行是右派的规矩，革命国家应该左派处处通行”。还有人质疑交通信号灯——”红色代表革命，怎么能红灯一亮就停车？应该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破四旧”运动与红卫兵运动相伴而生。到1968年夏，大学停止招生、工厂不再招工，连续三届约400多万高中毕业生滞留城市无所事事，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当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近2000万知青被送往各地农村。红卫兵运动逐渐式微，”破四旧”运动也终于偃旗息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