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能被”治好”?一个母亲陷入性取向矫正骗局的全过程

编者按:与大多数性少数群体的家长一样,李丽(化名)在获知儿子的性取向后深陷焦虑与无助。她随后开始向外部寻求帮助,试图”扭转”儿子。事实上,2003年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早已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范畴,卫生主管部门也屡次发文,禁止公立医疗机构以”性取向治疗”名义开展业务。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加之性少数家长群体普遍的焦虑与认知盲区,大批私营机构打着”性取向矫正”的旗号大肆敛财。以下是李丽的亲身经历。

她决定”自救”

一切的起点,是儿子那句语气平静却暗潮涌动的坦白。

对于生于70年代的李丽而言,”同性恋”三个字犹如一记重锤,一夜之间粉碎了她对未来全部的期望——家庭美满、前程可期,统统化为泡影。

事后回想,她觉得蛛丝马迹其实早有端倪。儿子临近大学毕业时状态就有些异常,她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只看到他整日陷在迷茫与纠结之中,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不知道将来该走向何处。但李丽选择信任儿子,”他打小就有主见,我们也一直尊重他的想法。”最终儿子决定考研,而且目标直指竞争极其激烈的复旦大学。

首次复试以五分之差落败,此后二战、三战均未上岸。接连的失利对他打击很大,他变得愈发沉默,仿佛筑起一道无形高墙,将自己同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

儿子从小性格内敛,李丽心想:”也许只是社交太少了,要是身边能有个伴,多说说话,也许就慢慢好了。”她有理由自我说服——儿子从小人缘不错,和男生女生都相处融洽,备考这段时间也有不少朋友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

大学时母子俩曾有过一次对话。李丽说:”在学校能谈就谈一个。”儿子回答:”妈,我暂时没想谈恋爱。”李丽又说:”你要是到二十五岁还没谈过,妈就给你张罗一个。”儿子答:”二十五还太早了,暂时不想。”又补了一句:”以后真要谈也是自己找,不用家长操心。”

光阴流转。等儿子快满二十八岁时,李丽终于按捺不住,开始频繁催促:”你也不小了,找个人处处吧,也许性格就开朗了。”那阵子她听到一些消息,说朋友家的女儿正在和儿子来往。

她放不下心,在儿子面前旁敲侧击地打探。面对追问,儿子无奈承认:”妈,人家对我确实挺好,可我们真没在一起。”

李丽不依不饶,笃信儿子只是太挑剔或太被动:”那你也试试呀,没试过怎么知道不合适?”

儿子的语气陡然一变,带着一丝决绝:”妈妈,我真的对女孩子没有感觉。如果勉强跟她在一起,那是害了人家。”

劝说无效后,李丽转为”逼迫”。”我那时候一厢情愿地想,也许只要他有了伴侣、成了家,那股迷茫和反常就能被消弭,人生步入正轨了自然一切都会好。”她说。

她托遍亲友,使尽浑身解数,近乎央求地说:”哪怕你只是跟人家每天见见面、试着处处呢?”

在母亲的步步紧逼下,儿子终于崩溃了,哭着说出那句话:”妈妈,我真的不喜欢女孩子。我是同性恋。”

那是前年十月的某个夜晚。整整一宿,李丽辗转难眠。她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自己的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极度恐惧和无助之中,她掏出手机,在搜索框里颤抖着敲下几个字:”孩子不想结婚怎么办””儿子说他不喜欢女生怎么办”。

几个关键词输入后,大量视频涌了出来。有青少年教育专家呼吁家长重视性教育的,有推销亲子沟通课程的,翻了几条到底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让家长坦然接受。

她继续往下刷,直到一条视频把她牢牢吸引住。一位”老师”谈道:”一定要把握同性恋取向干预的黄金期。青春期孩子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如果此时有一个同性朋友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倾听、理解和拥抱——’只有他懂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才感到被爱’——这不是他变成了同性恋,而是在用一段关系弥补童年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只要抓住正确时机及时干预,就能把迷茫中的孩子拉回正轨。”

李丽又刷了几条,同一个”老师”的面孔反复出现,对方侃侃而谈:”目前有科学家认为先天同性恋难以改变,但如果是成长经历、环境因素诱发的同性倾向——比如长期处于特定压力之下,受到某些事件的影响,或当事人本身因性取向而极度痛苦、有强烈的调整意愿——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专业心理咨询来干预。越早开始效果越好,经过持续深入的咨询,当事人能逐步建立起对异性的兴趣,最终像多数人一样享受美好的异性关系。”

点进账号主页,”老师”端坐在书架前,身后摆满各类奖状和资质证书,一副权威模样。他说出的每句话都精准地戳中了这位母亲的软肋。

李丽脑中浮出一个坚定的念头:她要”自救”。

性取向矫正骗局

一直在”尽力”

自2003年同性恋被从心理疾病名录中移除后,公立医疗机构早已不再开展相关”治疗”。对于”矫正”儿子性取向这件事,李丽的丈夫一直持反对意见,觉得根本不靠谱。

她没听进去。身为一名教师,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时她向来自信,人生前几十年从没怯过场。可另一方面,她的处境实在艰难——”这事没法跟人开口,如果没有其他出路,那就只剩这条了。”

她在对话框里留下了联系方式,很快一个西安号码打了过来。

对方自称来自一家专注青少年性取向矫正的心理咨询机构,声称已经接待过上千例类似李丽这样的家长,经验极为丰富。

“老师”暗示费用不菲。真正让李丽下定决心的,是对方发来的一份宣传材料,罗列了机构的成立时间和”帮助”过的家庭数量,以证明自身的”专业”。对方还展示了不少”成功案例”:”某某在我们的帮助下同意交女朋友了;还有一个海归博士,之前在国外有个交往多年的男友,一直拒绝结婚,后来也’改过来’了。”

简单了解儿子的情况后,对方告诉李丽,她儿子的同性倾向属于”早期”。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配合治疗,八到十个月见效,最慢一年就能彻底改变。李丽心里犯嘀咕:这真行吗?但转念一想——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好像没有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只要能救儿子,花点钱算什么?”她这样劝慰自己。

对方随即提出一个为期半年的”疗程”并发来合同,开价42800元,同时叮嘱她务必对此”保密”。李丽瞒着丈夫和儿子偷偷转了款,对她而言这并非小数目。

付款之后,所谓的”治疗”正式启动。机构安排了一位”老师”加她微信,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很明确:需要从母亲视角出发,全方位梳理儿子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影响孩子性取向的’病因’。”

“老师”每周只在固定时间联系她一次。李丽绞尽脑汁把儿子的一切从头到尾讲了个遍,其余时间则整日坐立不安。她盼望”老师”能分析出”病因”——自己的儿子那么优秀,为什么就是不愿与女性交往?但她又不敢让家人察觉端倪,连她自己都觉得那阵子疑神疑鬼。

她告诉”老师”,只要不涉及婚嫁话题,母子关系一直很好;可一旦触及婚姻,儿子便立刻翻脸,甚至干脆冷处理,任由她干着急。

对此,”老师”给出方案:做父母的要多拥抱儿子、增加肢体接触、营造温馨家庭氛围。李丽有些摸不着头脑。”老师”又教她运用”善意的谎言”来拉近距离。

让自己说谎,李丽觉得做不到。一个多月过去毫无进展。”老师”于是提出要与孩子”自愿”接触。但李丽左右为难——机构要求儿子主动配合,她却不敢让儿子知道自己找了”矫正”机构,怕刺激到他。她试探性地问儿子:”我们要不要找个心理咨询聊聊?”儿子一口拒绝:”妈妈,我心里没毛病,不需要。”

她把情况反馈给咨询师,对方表示”有办法”让儿子”自愿”接触。随后他们教给李丽一套含糊其辞的话术去说服儿子。她试着照做,跟儿子说爸爸有个很厉害的心理专家朋友想跟他聊聊。儿子虽然勉强答应接触,但心里清楚这没用,直言:”妈妈,没用的,我去见他们也没用。你非要我去我就去,但别抱希望。”

她将儿子原话转达给咨询师。对方立刻变了口风:”必须孩子百分之百心甘情愿跟我们沟通,我们才能介入。既然他内心排斥,谈了也白谈。”

李丽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此前拍胸脯承诺有办法”矫正”;另一方面现在又把责任推给孩子”意愿不足”。她越来越怀疑——既然声称有能力改变,为什么连让儿子开口对话都办不到?之前展示的那些”成功案例”难道全是编的?

“老师”又提出可以给孩子做”催眠治疗”,可现实是他们连儿子的面都没见到。儿子根本不买那些话术的账,所谓的”改变”毫无动静。夹在中间的李丽筋疲力尽,既怕儿子识破她的把戏,又不甘就此罢手。

随后机构提出给她换一位”老师”。她不解:”我已经把儿子从小到大的事情全都倒给了现在这位老师,他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换个新人一切重新来过,能了解多少?”但对方坚持更换,承诺会做好档案交接。她只能妥协。

新”老师”上任后手段更加隐蔽且激进:要求李丽提供儿子的微信号、小红书等社交账号信息,打算”暗中”添加儿子好友,伪装成普通网友与之交心,进行”隐秘接触”。李丽照做了,但过了很久对方仍回复说”还没加上”,一直在”尽力”。

她清楚,经过之前那一番折腾,儿子的戒备心已经很高,怎么可能轻易通过陌生人的好友申请?

“老师”又提出新要求:让李丽带儿子去医院抽血检测激素水平,将化验单发给他们分析,以便判断”是先天同性恋还是后天同性恋”。

李丽一听就觉得荒唐至极:”儿子长这么大从没主动去医院做过全面体检。要是我莫名其妙硬拉他去查激素,他肯定起疑,发现我在背后搞鬼。不仅行不通,还会彻底摧毁母子之间的信任。”她追问对方:”这有用吗?依据是什么?”对方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

几个月过去了,钱交了、罪受了,儿子却连机构的人面都没见到,更遑论什么”矫正”。

在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这一科学共识之下,这些机构以MCN投流的方式精准锁定家长群体的无知与焦虑,打着”亲子沟通””青春期教育”的旗号兜售”咨询课程”。

妈妈都爱你

在那段被焦虑和无助塞满的日子里,李丽并未停下”自救”的脚步,依然反复在搜索框里输入那几个令她辗转难眠的词组。

她看到好几位家长现身说法,讲述着相似的故事:孩子优秀却不愿结婚,对异性毫无兴趣,甚至带回了同性伴侣。评论区里成百上千条留言汇成了一个庞大而隐秘的焦虑群体。家长们在这里互相倾诉——有人叹”家门不幸”,有人不断打听”哪里能治”。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李丽既焦虑又稍感宽慰:原来自己不是孤例。

在这些纷杂的信息流中,一些热心家长组建了公益互助群。李丽再三犹豫后点击了申请加入。群里的世界比她想象中更为复杂。有家长以”过来人”的身份含泪分享心路历程——从最初得知真相时的震惊崩溃,到中间的逃避否认,再到尝试沟通、最终选择接纳的漫长蜕变。

然而更多的声音充斥着不甘与执念。群里有不少家长和李丽一样,死死攥着”矫正”这根救命稻草。他们交换着各种啼笑皆非又透着悲凉的”偏方”:有人给孩子改名字试图”转运”;有人不远千里回老家迁祖坟求助风水玄学;有人四处寻访老中医用苦药”调理”;甚至有人给孩子做催眠,企图在潜意识层面”删除”那段记忆。

有一位母亲为了”矫正”女儿,专门找了一家号称”部级专家”坐诊的机构,花五位数做催眠治疗。整个过程不允许旁人陪同,每次”治疗”前助理还要用金属探测仪全身扫描以防带入电子设备。整个暑假她带着女儿反复”治疗”,却没有丝毫改变。她问女儿催眠过程中做了什么,女儿只说”记不清了”。

李丽鼓起勇气在群里和盘托出自己的遭遇——从儿子出柜到找”老师”的全过程。群里家长们很快达成共识:李丽被骗了,落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有人说:”不能就这么算了,这是诈骗!”也有人向她推荐了一位专门代理此类案件的公益律师赵虎。

此前咨询毫无成效后,李丽曾多次质问收了钱的机构:”钱花了,一点效果没有,人都接触不上,这怎么说?”

面对追问,机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开始推卸责任:”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是你儿子拒不配合,怪不到我们头上。”言下之意:服务已经提供,失败是”客户”造成的,概不负责。

李丽提出退款。对方先说要请示领导,拖延一阵后回复说领导不同意。接着就开始玩”踢皮球”:她在网上投诉,对方让她找之前的老师;找老师,老师让她找领导;找领导,领导又推到某个部门。前后换了三个对接人,人人推诿,没有人正视问题。

走投无路之下,李丽决定求助律师。赵虎律师经验丰富,一眼就看穿了门道。他曾多次帮助有同样遭遇的家长维权,深知这些机构的套路——通常以一个空壳主体运营,借助短视频平台广泛撒网,诱导不明真相的家长签订所谓合同,事后再以”服务已完成”为由把责任推回给家长,造成”人财两空”。

在赵虎律师的指导下,李丽着手收集证据,重新翻看那些曾让她感到羞耻和无奈的记录——每一笔转账、每一条聊天对话,如今看来又气又好笑。但她已不再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身后站着一群有相同遭遇的家长,大家互相支招,让她彻底看清了这些机构的真面目——利用家长对性取向的无知和深切焦虑,虚构疗效,层层套路骗取钱财。

她担心以”诈骗”名义报案会有困难,毕竟双方签了白纸黑字的合同。赵虎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机构心知肚明同性恋不是病,改变性取向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正因如此他们格外狡猾,会在看似正规的合同里埋一个免责的’小尾巴’来规避风险。”

但律师也告诉她,尽管合同文本中有免责条款,机构在招揽初期通过微信发给李丽的聊天记录中,充斥着大量”改变性取向””矫正治疗”的明确承诺。这些铁证已足以推翻合同中那些不合理的免责条款,并清晰揭示机构涉嫌虚构事实、做出虚假承诺以诱导家长付款的行为。

摆在李丽面前有两条路:发起民事诉讼,或前往机构注册地提起仲裁,法律效力一致。综合考量后,她选择了后者。

2025年7月22日,李丽向西安当地司法机关递交了仲裁申请,要求认定合同无效并退还全部费用。而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与同类家长的不断交流,她也逐渐从最初的焦虑不安中走了出来。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面子或传统观念就去逼迫孩子,让他活在痛苦和伪装之中。如果他在这方面没有那个意愿,强行把他推入婚姻,不仅是对他的残忍,也是对另一个无辜女孩的欺骗。”李丽说。

她对儿子说:”无论你是什么样子,妈妈都爱你。你终归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就够了。”

当她放下执念、真诚表达爱意的那一刻,家里的气氛都变得轻松了。儿子眼中的防备消融了,母子关系重新回到了从前那份亲密无间的状态。

2025年11月,经过审理,司法机关作出仲裁裁决,要求该机构退还李丽一半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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