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拥护者的叙述中，张雪峰的人生几乎被塑造成一则现代草根英雄故事。他出身黑龙江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自己在高考志愿填报时也曾因信息不足而吃亏，甚至误以为“给排水”就是去通下水道。后来，他用通俗直接的表达方式拆解高校招生和就业信息壁垒，为大量同样迷茫的家庭提供方向。他高强度工作，一天讲八场、日均睡眠不足四小时，2023年还曾因过劳被医院强制收治，但出院后依旧没有停下。由于他多次公开谈及死亡，这些细节在支持者眼中拼成了一个“明知燃烧仍要继续”的殉道者形象。
也正因为这种形象逐渐稳固，批评张雪峰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件容易被视为“不道德”的事，仿佛谁质疑他，谁就站到了普通家庭的对立面。2023年，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教育报》曾不点名批评他的功利化专业观，质问普通家庭的孩子是否只能选择“有饭吃”的专业，结果微博评论区迅速反弹，许多人认为这种批评脱离现实。
但在批评者看来，另一幅图景同样清晰。张雪峰并不是在消除信息差，而是在把大学教育进一步压缩成职业培训体系，用就业率和薪资水平去判断几乎所有专业的价值。
“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把他打晕。”
“所有文科都是服务业，一个字：舔。”
这些广为流传的话语背后，不只是鲜明立场，也是一整套稳定的价值判断。与此同时，一个规模不小的商业体系也围绕这套判断持续运转。2024年，“峰学蔚来”营收超过8亿元，志愿填报产品“梦想卡”“圆梦卡”价格在1.3万到1.9万元之间，单条视频广告报价25万元，线下出场费每小时40万元，相关联公司达到11家，业务横跨教育、文旅、直播带货和创投。华东师范大学一项研究还显示，在他公开劝退新闻学之后，2023年各省新闻学专业的录取排位平均下滑约15%。也就是说，他不只是解读现实，也在反过来影响现实。
支持者并不接受这种批评，他们更愿意强调张雪峰“接地气”。在他们看来，当新闻学教授谈理想、谈学术时，是否真正触及过普通家庭“选错专业就可能翻不了身”的真实焦虑？象牙塔式批评，恰恰显得傲慢。相反，批评者则认为，张雪峰把复杂的教育与人生选择压缩成“有用”与“无用”的二元判断，并通过放大恐惧和焦虑推动决策，最终最大的获益者未必是底层家庭，而可能是他自己那套年入数亿的商业机器。
围绕张雪峰的争议，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都从未平息。他的离世，对家人、朋友、员工和支持者来说当然是一场悲剧，但如果要真正讨论这个现象本身，显然不能只停留在“死者为大”的朴素伦理之上。
这场争议之所以迟迟难以消散，是因为它触碰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一代中国人究竟在相信什么。张雪峰并不只是提供信息，他同时也搭建了一整套叙事框架。如果想理解这场现象，就必须先看清这套叙事是如何运作的。
文｜谷雨
编辑｜阳少
张雪峰叙事的构造方式
“你家里没矿，你敢选文科吗？”
“父母掏空家底供你上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你对得起谁？”
在无数次直播里，这类不断重复的排比句，把一次高考志愿选择与家庭经济、父母命运甚至个人生死强行绑定起来，也因此精准击中了很多弱势家庭内心深处最本能的恐惧。
他讲给千万家庭听的故事，往往先从“你是谁”开始。在他的叙述中，普通家庭的孩子处在极其脆弱的位置，几乎没有试错空间。“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资格谈兴趣。你的兴趣，应该先是让自己活下来。”“一步走错，后面全都会跟着错。”在这套逻辑里，选择被分为“I want”和“I have to”，而大多数人只能接受后者。理想和兴趣因此被推迟，甚至被暗示为富裕家庭才配拥有的奢侈品。
只要这个前提被接受，后续的逻辑就会自然成立。如果你承认自己承受不起失败，那么任何偏离“稳妥路径”的决定都会显得危险。对这种功利主义的质疑，也很容易被贴上“何不食肉糜”的标签。所谓“脆弱性”，在张雪峰的话语体系中成了最核心的前提，它先行取消了其他路径的正当性，再从结果倒推选择，把专业价值彻底压缩到就业与收入两个指标上。于是，专业不再有“是否适合”之分，只剩下“是否有用”。
但真正让他成为千万家庭“人生导师”的，并不只是这套方法本身，更重要的是他说这套话的方式。他几乎完全避开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表达习惯，直播里脏话、玩笑、插科打诨不断，语速快、判断猛，很像随手就能转发的短句。这样的风格表面上是“直来直去”，实际上同时完成了几件事，把复杂人生问题压缩成简单判断，制造“不拐弯抹角”的真诚感，并且在无形中和专家、官媒的表达方式拉开距离。
这种反差不断释放一个强烈信号，我不是“他们”，我是“你们这边的人”。所以，他的直播从来不只是信息传递，也是一种身份确认。他不断证明自己更理解这些家庭的处境，也更愿意替他们发声。
当这些元素拼接在一起时，就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封闭的故事结构。主角是底层家庭的孩子，资源少、容易受伤、被信息差包围；反派则是大学教授、官媒和理想主义者，也就是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精英；而英雄则是张雪峰本人，一个从底层走出来、敢讲真话、不怕得罪人的角色。故事的核心威胁，是“选错专业”，仿佛一步踏空就会万劫不复。
在这套叙事形成闭环以后，来自外部的批评也会被重新解释，甚至直接变成强化它的材料。教授说他“害人不浅”？那说明教授不懂底层。官媒说他“制造焦虑”？那说明体制不关心普通人的死活。“我不是在贩卖焦虑，我只是提醒大家看清现实。”“寒门最大的劣势不是没钱，而是没人指路。”这些预设好的回应，本身就能进一步巩固支持者的信任。批评越激烈，这套叙事反而可能越牢固。
耐人寻味的是，张雪峰自己的人生轨迹，恰恰和他开给别人的处方并不一致。从大学的给排水专业，到考研辅导，再到教育自媒体，他走出的其实是一条与“稳妥优先”相距甚远的路线。但这一点，后文还会展开。眼下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他的叙事里，穷人似乎只能不断防守、计算风险、避免失败，理想则被默认归给了更富裕的人。这种说法看似是在保护普通家庭，实际上却可能让贫困进一步从物质状态进入心理结构。
问题当然不是说现实焦虑不存在，相反，它确实存在，而且十分真实。许多家庭能够选择的空间本来就很有限。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果所有决策都只围绕“避免犯错”展开，那么人还能把多少空间留给“可能性”？而“只要选对专业就能翻身”这个答案，到底又有多大说服力？
张雪峰早年讲座
选校择业并不是万能解法
底层家庭的处境确实艰难，这一点必须先承认。毕业生规模、就业率变化、起薪下滑、失业风险和社会保障不足，都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但问题是，把高考成绩最大化，然后选一个所谓“好专业”，就真的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把全部希望压在“选对专业”上，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简化。那些被反复推荐的热门方向，比如计算机、电子等，常常被包装成稳定避风港，却很少被放到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审视。高等教育至少有四年的滞后，而产业周期变化往往更快。如今，曾被视为黄金赛道的大厂正在持续降本增效，AI代码生成又在快速替代初级程序员。那些一再被推荐的热门路径，已经肉眼可见地变得拥挤，甚至开始失灵。
客观说，极度功利的志愿填报并非完全没有短期回报。对于部分学生而言，在毕业后最初一到三年内，它可能确实能换来一些“初次就业溢价”，比如每月多出几千元收入。但这种优势通常并不牢固，也未必持久。张雪峰过去频繁提及的“土木工程”案例就是如此，所谓确定性并没有兑现，反而成了典型的下行样本。
更大的代价则常常被忽视。为了追求眼前的确定性，学生不得不放弃更具通用性的能力积累，被锁进一条高度可替代的工具人轨道。等到35岁危机、行业收缩或其他变化出现时，那些曾被劝说进入这条路径的人，又该如何应对？
当市场端红利快速衰退后，另一种被不断强化的答案就是“进体制”。但这同样建立在一个并不牢靠的前提上。国考、省考报考人数屡创新高，动辄数万人竞争极少数岗位，本质上依旧是一场极其残酷的筛选。地方财政能够承担的岗位数量也有硬上限，体制内不可能成为数以千万计毕业生的普遍出路。
一种成功率极低的路径，被不断放大成“最稳妥的选择”，最终带来的未必是安全，反而可能是另一种长期风险，大量年轻人脱离真实劳动市场，反复投入时间和精力，却始终换不回对应收益。这更像一个持续吞噬时间与机会的黑洞。
事实上，高考志愿填报本来就承担不起“改变命运”的全部重量。往前看，家庭资源、地域差异和基础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一个人能考到什么位置；往后看，就业环境、经济周期、个体适应力和社会网络，又会影响一个人毕业后能走多远。志愿填报只是夹在中间的一个节点，它的重要性远没有被许多话术夸大到的程度。
把它描述成“改变命运的唯一窗口”，既高估了一次选择的力量，也在无形中遮蔽了真正更关键的结构性因素，比如阶层差异、制度环境和经济结构。而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一张高价志愿卡就能解决的。
纪录片《高考》
更关键的是，张雪峰本人的经历，恰恰构成了对这套逻辑的反向注脚。他毕业于郑州大学给排水工程专业，却没有进入相关行业，这本身就是他自己定义里的“专业不对口”。真正让他获得社会影响力的，是表达、信息整合和内容生产能力，而这些恰恰又被他归入“舔”的文科范围。他的妻子是历史学博士和高校副教授，而历史学也长期被他列入所谓“天坑专业”。
他鼓吹“确定性比可能性更重要”，但自己的创业起步阶段同样充满不确定；他提醒别人不要让兴趣绑架前途，可他自己的路径却明显依赖兴趣驱动；他甚至直言自己“本质上就是销售”，而销售恰好又是他在劝退文科时常带有轻视意味的方向之一。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复制他的轨迹，而是在说明另一件更值得注意的事，人的适应力、跨界能力以及内在驱动力，往往比“押中赛道”更深刻地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可在他的叙事中，这些因素反而持续被压缩，甚至被要求主动放弃。一个连开药方的人自己都没有照着吃药，这种逻辑本身难免显得讽刺。
张雪峰回应的是一个真实的时代困境，但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却高度简化，而且所承诺的安全感在现实里并不稳固。如果这条功利主义窄路本身也充满变数，那么问题也许应该重新提出，那些被反复劝退的能力与选择，会不会反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保护？
如果“选对专业”并不是答案，那么普通家庭真正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恐怕比他的受众原先设想的更复杂，也更反直觉。
理想可能才是穷人真正的底牌
设想两个同样考了550分的学生。一个因为热爱历史而报考历史学，另一个听从“安全赛道”建议，放弃兴趣转去选更热门的专业。三年后，他们同时遭遇就业困难，在高失业率环境里，没有谁绝对安全。直觉上，很多人会以为选历史的更脆弱，但心理学研究给出的答案恰恰未必如此。
自我决定理论是动机心理学中最被广泛验证的框架之一，由Deci和Ryan在1985年提出。其核心发现是，内在动机，也就是因为事情本身有意义而行动，往往比外在动机，也就是为了金钱、地位等外部回报而行动，更能帮助人在逆境中坚持下去。
2025年一项针对中国东部三所公立大学316名低收入学生的追踪研究显示，内在动机不仅能直接提高学业表现，还能通过强化掌握型学习策略、降低感知压力，间接改善结果；相比之下，外在动机只在学习策略层面带来有限帮助，对缓解压力几乎无能为力。研究者的判断很直接，内在动机是经济困难条件下实现学业成功的重要驱动力。另一项针对美国低收入地区高中生的追踪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拥有内在职业动机的学生，比起冲着高薪和地位去的人，在面对时间和经济压力时更愿意坚持既定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张雪峰不断贬低兴趣和理想、强调脆弱与确定性的择业逻辑，本质上是在削弱一种非常关键的内在动力。他给出的办法很简单，放弃内在驱动，去换取外部回报的确定性。但只要进入真实求职场景，就会发现这个交换并不稳。
一个年轻人如果选择了“更赚钱”的专业，却在毕业后发现工作并不好找，由于他对这个领域本身缺乏兴趣，继续投简历、继续熬下去的理由也会变得很薄弱。相反，如果他选的是自己真正认同的方向，那么即便回报来得慢一些，他至少还有一个内在理由继续坚持，也更容易在挫折中完成调整和再出发。
问题在于，谁更容易长期面对“回报迟迟不到”的局面？当然是穷人。富裕家庭的孩子失败了，还可以gap year，可以继续深造，也可能通过家庭资源获得下一次机会，他们能够用物质资源换取时间。普通家庭往往没有这样的缓冲，能支撑他们熬过长期低回报阶段的，常常只剩下心理资源，诸如价值感、信念和对所做事情的内在认同。
这也正是“理想只是富人的奢侈品”最讽刺的地方。事实很可能恰恰相反，富人就算暂时失去理想，物质条件依然能兜底；而穷人如果把理想和内在认同一起丢掉，才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剩。
2019年发表在《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上的一篇综述进一步指出，贫困环境会持续侵蚀三种信念，我有能力成功、世界会公平回报努力，以及职业成功值得追求。当这三种信念同时被削弱时，一个人向上流动的动力也会明显坍塌。研究者特别提到，那些出身贫困却依然能冲出来的人，恰恰说明保住这些动机资源有多困难，也有多珍贵。换句话说，普通人真正能够依赖的，反而往往是内在动力、价值感和兴趣形成的那层心理铠甲，但现实环境以及像张雪峰这样的叙事，却不断要求他们把这层铠甲脱掉。
电影《何以为家》
回到开头那两个学生。按兴趣读历史的那个人，在遭遇就业困难时，至少仍然知道自己为什么留在这条路上，对这个领域的真实热爱会给他继续坚持、转向或重启的动力。相反，按“安全赛道”做选择的那个人，如果原本就对该方向没有兴趣，只是因为“别人说它能赚钱”才进入，一旦赚钱神话破灭，他会发现自己既缺少物质缓冲，也缺少心理缓冲，反而更容易陷入赤裸无依的状态。
这并不是说，只要有兴趣就一定会成功，也不是鼓励普通家庭无视现实成本去追逐空洞梦想。内在动机当然不能替代经济安全，但当经济安全本就稀缺时，它就是维持行动力不可或缺的资源。二者并不冲突。真正的问题在于，张雪峰对于底层家庭造成的伤害，不只是他给出了某条错误建议，而是他持续要求这些人主动放弃自己所剩不多的心理铠甲。
这也是作者最根本的批评。他并不想把重点仅仅放在张雪峰那些轻佻的政治性表达，或所谓“文科无用论”上，因为更深的症结是，张雪峰看上去像是在帮普通人，实际上却可能在进一步削弱他们。
一整套如此成熟的话语系统，并不会凭空从个人脑中长出来。张雪峰现象背后，其实还站着一个比他更大的时代结构，而在世界另一端，几乎同样的叙事也在以不同语言和不同面孔不断出现。
电影《不要抬头》
这是一个时代制造出的叙事模板
张雪峰的话语之所以能形成强穿透力，并不是因为它完全原创，而是因为它精准落入了一套全球都能辨认的叙事模板之中。政治学者Cas Mudde把这种模板概括为民粹主义的基本语法，也就是把社会切分成“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通过持续表演危机来动员大众，用粗粝语言建立信任，再用简单答案替代复杂分析，最终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让所有批评都能被重新吸收。
这套语法大体可以拆成几个固定部件。
首先，是人民和精英的二元对立。特朗普把美国社会划成“真正的美国人”和“建制派”，张雪峰则把中国社会切出“普通家庭的孩子”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大学教授”。人物不同，但结构高度相似。
其次，是对危机感的持续放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前提是美国已经衰落、必须被拯救；而张雪峰不断强调的，则是普通家庭随时可能掉下去，“一步错步步错”“35岁求职火葬场”“社会像一个大筛子”。这种表述会把受众持续置于高度生存压力之下，使得犹豫看起来像是一种奢侈。
再来，是语言风格上的主动选择。张雪峰常说的“打晕”“舔”“祖坟着了”之类表达，再加上频繁出现的粗口，共同构成了一种明显区别于专家和官媒的话语气质。2024年刊登在Cambridge Core的一项跨国语言学研究指出，右翼民粹话语常见的共同特征，正是拥抱非正式表达、拒绝复杂性，也拒绝犹豫和试探性的语言。所谓“粗”，其实并非失态，而是一种身份声明，我和你是一边的。
接着，是把复杂议题压缩成可立即执行的个人选择。特朗普的话语里，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常被简化成“移民问题”；而在张雪峰的叙事里，中国青年就业的结构性困境则被压缩为“选对专业”。一个本该有多层解释的公共问题，就这样被变成一个个人决策题，而这也正是此类叙事最有力、同时最危险的地方。
最后，则是叙事的自我封闭。特朗普用“fake news”去回应所有不利报道，张雪峰则不断强调“我不是制造焦虑，我是在提醒大家认清现实”。在这种框架下，批评越多，越容易被解释成“不接地气”或“不替穷人着想”。批评不再削弱叙事，反而成为它继续扩张的燃料。
这些要素组合起来，几乎就能完整复现一套民粹叙事。差别只在于，不同国家、不同语境里的“敌人”长相不同。西方右翼民粹经常把移民或外部势力当作对象，而在张雪峰这里，被推出去承受敌意的则是文科、教授和理想主义者。但它们在结构上承担的是同样位置，也就是“正在抢走你资源、又被偏袒的另一群人”。
这种跨语言、跨国界的相似性并不偶然，因为它们生长在相似的社会土壤之中，经济增速放缓，阶层流动变窄，年轻人对未来失去信心，对制度的信任也开始下降。特朗普的崛起发生在美国铁锈带的去工业化和中产萎缩之中，而张雪峰的爆红则出现在就业困难、内卷加剧、“孔乙己文学”和“躺平”讨论弥漫网络的阶段。张雪峰未必读过Mudde的理论，但社会条件本身已经足以把这种话语灌溉出来。
理解了这套语法，也就更容易看清它最深层的效果。它往往不是真正去解决问题，而是先改写人们理解问题的方式。当特朗普把制造业危机归咎于移民，人们就不再继续追问自动化和资本外流；当张雪峰把就业困难归因于“选错专业”，关于经济结构、劳动市场和社会保障的真正问题，也会被推得更远。
在这个过程中，结构性问题被翻译成了个人选择问题，你之所以活得艰难，不是因为系统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你没选对路。一旦这种翻译被广泛接受，那些真正该被讨论的议题，就会被遮蔽在“你该报什么专业”的全民争论后面。民粹叙事真正服务的，从来不一定是它口中代表的“人民”，反而常常是那些因此不再被追问的结构性力量。
因此，张雪峰并不只是一个个体故事，他更像一个时代症状。当阶层流动的承诺开始松动，这样的民粹语法就会不断长出来，不论它说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张雪峰已经离开，但催生这种叙事的现实并没有消失，它不会随个人谢幕而结束，只会继续寻找新的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