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注意到，随着开源部署增多，中国模型在全球Token使用量中的存在感明显上升。大量开发者接入价格更低的模型后，成本优势被进一步放大。
在扎克看来，这背后不只是“谁的模型更好用”这么简单。他判断，未来单位Token价格会持续下滑，可需求总量却会继续猛增，结果就是电力和芯片会变得越来越关键。
因此，他相当看重中国在能源和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他提出一个核心判断：当模型质量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性能差距不再是最决定性的变量，真正拉开差距的将是能源供给、芯片获取和部署能力。
基于这一逻辑，他认为中国正在努力用开源、低价和基础设施三条线同时推进，希望借此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即便最先进模型在部分专业场景仍然拥有优势，这种优势也未必足以让赢家长期垄断市场。
换句话说，未来最赚钱的环节，未必是模型本身，而更可能落在应用层和系统整合层。
不过，国内也有不同声音。一些业内人士担心，如果价格战长期持续，虽然能迅速做大使用规模，但也可能压低整体价值感，甚至在国际市场引来新的贸易壁垒。有人建议，未来国产模型可以尝试“延迟开源”等模式，在先行商业化一段时间后，再逐步开放旧版本。
采访中，扎克还谈到AI Agent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自己预期。他提到，自己早在2019年就判断2026年前后会成为Agent的重要年份，而现在的进展基本踩中了那条时间线。真正让他意外的是，行业至今还没有出现一次足以震动公众的“AI灾难性事件”。
在他看来，如今社会对AI的不安，很多来自想象中的风险，而不是已经全面爆发的现实事故。但他也提醒，系统在继续变得更有能力的过程中，现实会先经历一段“更古怪”的阶段，尤其多智能体协作风险，目前仍缺少成熟的保护机制。
扎克预测，未来多数Agent工作流会先从个人层面大规模普及，能更快接入这类协议和基础设施的企业将占据明显优势。与此同时，使用Agent与不使用Agent的人之间，差距可能会比当年“会上网”和“不会上网”的差距更大。
他还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现在的互联网主要是为人类视觉和点击行为设计的，但将来会出现一层更适合机器读取与交易的互联网。届时，无论是B2B还是B2C企业，只要能让自己的产品、服务和数据结构更便于机器访问，就更有机会在竞争中领先。
这也意味着，企业与用户之间原有的中介关系可能被改写。消费者不必再逐个访问官网比价，智能体可能直接替用户筛选“又好又便宜”的方案，品牌如果缺乏真实口碑和差异化优势，就会更快被替代。
除了产业问题，他也谈到AI内部长期存在的两种价值观分歧，即乐观派与末日派。前者相信技术终将扩大人类福祉，后者则担心AGI把风险推向极端。扎克明确站在科技乐观主义一边，理由是过去数十年里，提升普通人生活水平最稳定的办法仍然是技术进步。
但他并不否认风险存在。权力集中、作恶成本下降、价值对齐失败等，都是现实威胁。只是他更倾向于认为，世界整体会变得更富足，而真正难解的问题，往往会从纯经济层面转移到情感、精神和身份层面。
这也是他在新书中反复讨论的“身份错位”。自动化越深入，人类越可能需要把“我是谁”与“我做什么工作”分开来看。即便未来物质条件更好，很多人仍可能因为失去传统职业角色而感到空虚和失衡。
扎克坦言，对大规模自动化引发的就业冲击，他现在也没有完整答案。他更担心的是，社会短期内缺乏足够的心理和文化准备，去承接这种变化。
因此，在他看来，AI带来的最大问题未必只是效率提升是否足够，而是当机器越来越能干之后，人类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尊严与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