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科技圈这几年开始对“996工作制”做出某种程度的收缩时,硅谷却在AI热潮带动下,越来越像另一个加班中心。当地媒体和美国主流报章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频繁讨论,三藩市是否正在把“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旧叙事抛在身后。
从大型语言模型迅速突破,到各家公司争抢技术窗口,硅谷表面上看似顺势进入长工时时代。但实际采访下来,身处其中的人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
一些在AI初创公司工作或创业的人直言,在这个赛道里,长时间投入几乎已成默认前提。医疗AI企业Stealth创始人Sandesh就表示,会主动应聘AI初创企业的人,通常本来就不会把这类工作理解成标准的朝九晚五。
2025年,Sandesh从Meta的AI岗位离开后,一边寻找新的职位,一边筹备创业。他说,自己收到的十多家硅谷AI公司回复中,至少有3家在邮件里明确提到,每周工作时间需要超过60小时,折算下来,平均每天至少12小时。
还有研究试图从数据侧面捕捉这种变化。金融科技公司Ramp的经济学家Ara Kharazian通过企业信用卡餐饮消费数据发现,和一年前相比,三藩市上班族在周六的活动明显增加,而且消费高峰从中午一路延续到深夜。
他指出,这并不是全美国同步出现的趋势,纽约、迈阿密、奥斯汀等科技城市都没有同样强烈的变化,最明显的“996化”现象主要集中在三藩市。

从产业逻辑看,这与新兴行业的高竞争期密切相关。AI赛道在短时间内涌入大量创业者和投资金流,谁都不愿错过窗口期,于是产品必须更快推出,技术也得更快迭代。对很多团队来说,加班不再只是努力的象征,而成了生存条件。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一批身处Anthropic、Google、Apple、OpenAI等公司的核心研发人员,正以每周80到100小时的“战时节奏”工作,希望在极短时间内把多年科研进展压缩完成。对创业者和产品经理而言,这种节奏背后还夹杂着强烈的使命感。
一些公司甚至公开否定工作与生活平衡。AI初创企业Cognition在收购Windsurf时,CEO Scott Wu给员工的邮件就明确表示,他们并不相信“工作与生活平衡”,因为打造软件工程的未来,本身就是团队共同承担的使命。
但高工时并不全是理想主义驱动。Sandesh认为,另一股更真实的力量来自投资人焦虑。许多资本并不真正理解AI能做什么,却又害怕错过风口,于是要求企业在很短时间内交出更快的进展,这种压力最终层层传到团队与员工身上。
近两三年,美国科技行业同时还经历了大规模裁员。对很多普通从业者来说,他们不是单纯为了梦想而“996”,而是担心被裁后更难找到下一份工作,所以只能跟着公司节奏走。即便公司不明说必须加班,绩效、奖金和周围同事的行为,也会把压力一点点推高。
值得注意的是,加州虽然整体劳动法更偏向保护雇员,但并没有直接要求企业必须把周工时限制在40小时以内。法规更多是要求企业为超时劳动支付更高加班费,超过一定时数甚至需要双倍薪资。

对于资金雄厚的大厂,或者被资本高度看好的明星AI初创公司来说,支付更高的人力成本本身就是投资的一部分。但更多早期公司会用另一套方式应对,要么默认大家按标准薪资接受高工时,要么利用法规中的豁免条款,把部分雇员放在更少保护的框架下。
在企业和投资者眼里,愿意接受“996”甚至更极端节奏的人,往往被视为最理想的人才。他们不那么计较生活边界,对公司理念高度认同,也愿意把个人时间大量让渡给工作。最顶尖的研究员和管理者因此成了整个硅谷争抢的核心资源。
不过,真正愿意长期这样工作的人究竟有多少,始终是个问题。

随着AI热持续升温,“996”在硅谷某种程度上被包装成了必要牺牲,甚至被冠上宏大叙事。但现实是,更多人只是为了保住职位被动接受这种制度。长期来看,这种做法能换来多少创造力和真正价值,仍值得怀疑。
这种风气已经开始把一部分资深工程师和产品负责人推离硅谷,尤其是那些已经有家庭的人。他们依然对AI抱有热情,却不愿拿全部生活去交换。有人因此辞去大厂工作,搬去成本更低、节奏更可持续的城市,转向远程或独立创业。
前Google、Netflix产品负责人、Vachi AI联合创始人Achal Pandey就指出,过去Google和Meta几乎不裁员,工作氛围更重视灵活性与平衡;如今裁员成为常态,普通员工面对的是更严苛的工时文化,只有最顶尖的AI专家还能保留过去那种优渥待遇。
在不少从业者看来,属于硅谷打工人的黄金年代,已经慢慢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