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峰现象:个体感激与深层反思
近期,社会上对张雪峰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广泛讨论,许多人对他在人生关键时刻提供的职业规划建议表达了由衷的感激。这种情感可以理解,毕竟在迷茫无助之时,能有人设身处地为个人利益着想,提供清晰指引,无疑是令人感动的。这与传统教育的空泛说教或父母受限于认知所能提供的建议形成鲜明对比,使得张雪峰的言论对年轻人尤其具有说服力,远非简单的商业行为所能概括。
若要理解这种社会现象,中年人或许可以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朔“消解崇高”的时代背景,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相似性,都触及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现实的某种质疑或需求。
“最优解”的局限:张雪峰并非社会解药
然而,本文认为张雪峰并非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良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阐释:当一群人试图渡河时,张雪峰的角色是告诉每个人如何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最可能“上岸”的路径——比如指出方向错误、身高不足以涉水,或是某些人没有资格乘坐现有的船只,并最终指引一条“最适合”的路线。对于身处困境、前路迷茫的个体而言,这份指引无疑是雪中送炭,令人感激涕零。
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张雪峰不会告诉你,其实渡河的方式可以改变,例如修建一座桥梁,让更多人能够顺利通过。他也不会指出,即便再怎么努力挣扎,仍有许多人注定无法渡过这条河。
以养老金问题为例,我国23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所领取的退休金,是1.8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的30倍。这种巨大的差距意味着,“过不了河”的人数是“上岸”者的八倍之多。面对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呼声,一种常见的反驳是“谁叫你不去考公呢?”而张雪峰正是那个积极指挥大家“去考公”的人。试问,在这种语境下,他能被称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解药”吗?
张雪峰与王朔:理念的本质差异
这正是张雪峰与王朔的本质区别。王朔虽然以“消解崇高”的“痞子”形象示人,骨子里却始终排斥体制;而张雪峰则不然,他似乎真心认同并维护现有体制,从他对女儿的职业规划便可窥一斑。王朔绝不会说出“捐五千万”这种荒谬之语,但张雪峰却能脱口而出。
一个人若真心维护现有体制,甚至能说出“捐五千万”之类的话,那么在这样的态度面前,哪个群体才是最大的牺牲品?从底层民众的角度综合评估其作用,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这正是本文作者此前低估了张雪峰影响力,如今撰文深思的原因。
对个体而言,张雪峰的建议或许是当下环境下的“最优解”;但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他可能并非解药,甚至可能是一剂“毒药”。
个体与共同体:行动的悖论与真正的希望
或许有人会质疑,为自身利益考虑有何不妥?既然批评“虚妄的教育话语”和“消解崇高”,为何此时又用集体主义来“绑架”他人?作者澄清,反对的是“伪崇高”,而非真正的崇高;反对的是集体压制个体,而非健康的共同体。事实上,“化整为零”是治理手段,“人人为己”恰恰可能落入某些人的圈套。
这构成了一个行动上的悖论:如果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最终多数人都会陷入困境;若想让大家都能过得更好,就必须有人敢于跳出这个系统,超越狭隘的个体利益。
正如秦晖先生所言:“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面对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都为‘珍视自己’的实际考虑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于是,‘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
以赵玉顺、袁贞贞这样的年轻人为例,他们用五年时间走访千余村镇,采访拍摄无数农民和农民工,制作了140多期纪实作品。他们正是跳出了现有系统,做了一件对自己而言未必划算,但却能让系统出现裂缝的事情——用他们的话说,是“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
如果说张雪峰是在教授人们如何“上岸”,那么赵玉顺、袁贞贞则是在努力让那些在水里挣扎的大多数人被看见。究竟谁在真正帮助底层?谁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解药?
重塑社会评价:鼓励真正的先行者
本文作者真正想探讨的是: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应该如何构建?我们应该给予谁更高的评价和更多的鼓励?即便我们无法像赵玉顺、袁贞贞那样投身其中,但至少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
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为大众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作者认为,这要求太低了。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让他们免于困境,而是要让他们活得舒适,名利双收。如何才能让“搭便车”不再成为困境?答案是给予先行者更丰厚的回报。
作者不厌其烦地推荐赵玉顺、袁贞贞,不仅因为志同道合,也希望通过此举促使社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如果那些勇于跳出系统、推动社会进步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充满希望,才会有更多人愿意投身于这条“赛道”。
倘若你手中有一束鲜花,你会优先献给谁?这正是我们社会大众可以做出的选择,它将决定我们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