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版权风波再起:李荣浩维权事件揭示行业保护困境

图:2024年6月22日,李荣浩在江苏省淮安市的演唱会上演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6年3月底,一桩关于音乐作品《李白》的版权争议,将歌手李荣浩与单依纯推向公众焦点。3月29日下午,李荣浩通过个人微博公开发声,指责单依纯在3月28日“纯妹妹2.0”巡回演唱会深圳站中,未经其授权便演唱了《李白》。随后,单依纯在次日凌晨发布道歉声明,承认在没有获得书面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了表演。

这起公开维权事件迅速冲上热搜,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文娱新闻。事件引发了双方粉丝及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而李荣浩在3月30日发文表示,自己因此遭受了网络暴力。在李荣浩发声后,多位音乐人也借此机会表明自己曾遭遇侵权。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李荣浩的行动再次将中国音乐产业长期存在的版权意识不足和侵权乱象,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演出侵权:歌手与主办方的责任边界

李荣浩在微博中明确指出,单依纯在授权申请被拒绝之后,依然在演唱会上演唱《李白》,此举已构成著作权侵权。他同时公布了版权公司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发出的邮件,邮件中清楚表明“协会未就该作品发放任何授权”。

单依纯则在次日凌晨通过微博回应,强调其巡演的歌曲版权审核及授权申请工作,均由主办公司全权负责。她表示,基于对合作方专业流程的信任,演出前并未深入核实授权文件的具体细节,直至事后才得知主办方未能取得《李白》的表演授权。尽管如此,单依纯仍表示将为自己未能亲自核查授权文件的监督疏忽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涉事演唱会的公开资料,单依纯在该场演出中也担任了总监制的职务。

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表演者在演出中使用他人作品,应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若是由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则由该组织者负责取得许可并支付报酬。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音乐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郭春飞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演出方通常会向音著协申请歌曲的演出授权。音著协作为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设立的、国内唯一的音乐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其性质为非营利性。

郭春飞进一步补充道,音著协能够对外授权的前提是,权利人已加入该协会并与其签订表演权授权协议,将相关权利委托其管理。音乐作品的权利人依法拥有13项财产权利和4项精神权利,在加入音著协时,可选择将部分或全部财产权利进行委托管理。

针对此次李荣浩与单依纯的纠纷,郭春飞分析指出,目前尚不清楚音著协代理李荣浩的权利范围具体为何,这需要参照其与音著协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确定。

此次版权风波的网络讨论中,李荣浩的支持者认为单依纯团队在授权被拒后仍坚持演出,是对原创和版权底线的公然无视。而单依纯的部分粉丝则辩护称,这属于团队流程失误,并非艺人主观故意侵权。

当一场演出发生侵权时,究竟是表演者应承担责任,还是演出组织者负责?这正是郭春飞律师在代理刀郎诉降央卓玛侵权系列案件时,反复探讨的核心法律问题。

刀郎诉降央卓玛侵权案的判决书显示,降央卓玛在2017年至2019年间,未经许可在多场商业演出中演唱了刀郎创作的《西海情歌》《手心里的温柔》等作品。降央卓玛辩称,依据著作权法,演出组织者有义务获取授权,她作为受邀表演者不应单独承担此责。刀郎一方则认为,表演者是作品的直接使用者,应与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

郭春飞律师透露,在刀郎诉降央卓玛的系列案件中,各地法院的判决结果存在差异。

例如,湖北、上海、浙江等地的法院判决表演者与组织者承担连带责任。而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则采取了区别处理的方式:在组织者信息不明确的演出中,降央卓玛需承担责任;但在组织者信息明确的演出中,表演者则无需担责。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持相似观点,认定当演出组织者明确时,侵权责任仅由组织者承担,表演者无责。

“谁使用谁就应该获得授权,表演者是作品的直接使用者,理应是第一法定义务人。”郭春飞强调,《著作权法》第三十八条虽然规定了组织者有获取授权的义务,但这并不免除表演者的责任。虽然演出合同可在双方之间约定版权清理责任归属,但对权利人而言,表演者与组织者构成合作关系,均应承担连带责任。

单依纯在3月30日凌晨发布的微博中宣布,将停止《李白》后续所有演出的演唱,并删除本次演出官方线上线下宣传材料中涉及《李白》的内容,关闭侵权片段的官方传播渠道,同时承诺由个人承担后续全部版权使用费及相应赔偿。

3月30日凌晨2时许,单依纯巡演的联合主办方北京百沐娱乐和阔景音乐发布致歉信,承认在巡演曲目著作权审核和落实工作中存在疏漏与瑕疵。当晚10时许,主办方进一步宣布,武汉和郑州两场已售票但尚未演出的场次将开启48小时无责全额退票通道,但演唱会将按原计划继续举办。

图:2011年1月31日,旭日阳刚在央视春晚录制现场演唱《春天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音乐改编的边界:“一本书换了个书皮”

公开资料显示,单依纯与李荣浩的缘分始于2020年,当时18岁的单依纯参加《中国好声音》,李荣浩曾对她的唱功表示赞赏。

2025年6月,单依纯在《歌手2025》第四期节目中,首次公开演绎了李荣浩的经典歌曲《李白》。舞台上,她身着红裙,妆容融入赛博朋克风格,在蓝紫色灯光的映衬下,呈现出独特的视觉效果。

在单依纯改编的版本中,原曲的摇滚编曲被电子音色替代,并加入了电竞元素和一段颇具魔性的念白:“我本是辅助,今晚来打野。区区三万天,试试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

这一改编版本播出后迅速在全网引发热潮。节目播出48小时内,相关热搜话题达16个;抖音上相关二创视频单日播放量突破5000万次;B站播放量超过404万;一周内,多个微博热搜话题的流量更是突破亿次。

“如何呢,又能怎”一度成为网络流行语。网友对改编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其“毁了经典”,另一部分人则欣赏单依纯“唱出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

李荣浩在3月29日下午的微博中首次提及《李白》被翻唱事件,并表示此前一直保持沉默。

“全网都在等我评价《李白》,我今天就给个评价。”李荣浩直言,改编后的《李白》在和弦和律动上并无显著变化,将真鼓改为电鼓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改编。他将前后添加的几段内容比喻为“一本书换了个书皮,本质内容没有改变”。

资深版权经纪人高苹拥有二十多年的版权管理经验,她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对音乐作品进行改编,必须获得著作权人本人的同意。以她处理的商业合作为例,她会细致到歌词中每一个改动的字,都需要与作者确认,“如果作者不同意,我是不能授权的。”

郭春飞律师在与众多音乐创作人交流后发现,部分音乐人维权的主要目的并非仅仅为了索赔,更是为了维护自己作品的完整性。当作品被擅自改编、商业化使用甚至歪曲原意时,由此产生的精神损失远非一笔授权费用所能衡量。“音乐人创作词曲,如同孕育孩子般倾注心血,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背后的故事。”她表示。

郭春飞还提及一个案例:2018年,《牡丹之歌》的词作者乔羽授权北京众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起诉岳云鹏未经许可改编歌词创作《五环之歌》,侵犯了其改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五环之歌》保留了《牡丹之歌》的原曲,但歌词被完全替换。然而,由于乔羽仅是词作者,已故的曲作者未能参与诉讼,且岳云鹏创作的歌词并未直接使用原词,法院最终判决原告败诉。此案判决后,“词曲能否分割维权”这一问题在学界和实务界仍存争议。

郭春飞对此表示:“音乐作品是词曲结合的整体,不应被割裂处理。如果部分权利人无法参与诉讼,难道就因此剥夺其他权利人制止侵权的权利吗?”

由于词曲创作往往涉及多方主体,著作权的细分权利常常被单独行使,且对应着不同的使用场景,这使得侵权认定和追责变得异常复杂。“音乐作品虽然形式上最小,但其权利却是最复杂的。”郭春飞指出,“音乐人发声维权的仍是少数,高昂的维权成本是主要原因之一,诉讼周期漫长、流程繁琐,而最终判决的赔偿金额往往偏低。”

然而,对于李荣浩而言,其权利归属异常清晰。曾运营音乐版权公司的业内人士杨昆解释道,李荣浩的身份与大多数音乐人不同,他采取的是业内称为“一人乐队”的创作模式——包括《李白》在内的许多作品,从创作到最终呈现的全部十余道工序,均由他一人独立完成。

杨昆表示:“李荣浩维权的正当性无可挑剔。”这意味着,李荣浩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和演唱者,同时也是版权的所有者。在《著作权法》赋予作者的13项财产权利中,李荣浩一人便享有对应的全部著作权财产权。

因此,对李荣浩来说,被侵犯的不仅仅是作为词曲作者的财产权,还包括作为编曲者的艺术表达权、作为制作人的成品控制权,以及作为演唱者的表演者权。

从昔日指责原创到今日群起维权:版权意识的变迁

李荣浩公开维权后,引发了音乐圈的连锁反应,多位音乐人借此机会发声。作曲家阿鲲和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纷纷撰文,呼吁全行业共同重视版权问题。卢庚戌透露,其原创歌曲《爱上你我很快乐》是侵权行为的“重灾区”,他倡议在歌曲商业使用前进行版权沟通与授权,并希望过往的侵权使用者能主动补缴版权费用,承诺“补费之后,既往不咎”。

3月30日晚间,独立音乐人LBI利比(时柏尘)也发文,控诉环球音乐中国在合作迷你专辑期间存在版权与合约纠纷,截至3月31日,环球音乐中国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业内人士杨昆认为,这一系列事件的集中爆发,恰恰反映出音乐版权问题的普遍性。他指出:“从行业角度看,这并非什么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情,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相关的侵权诉讼。”

杨昆回忆,上一次引发如此大规模舆论关注的版权事件,是汪峰发表长达5000字的文章,指控“旭日阳刚”农民工组合侵权。

2010年8月,王旭与刘刚组成的“旭日阳刚”农民工组合因在出租屋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视频走红网络。随后,汪峰授权“旭日阳刚”在2011年央视春晚演唱《春天里》。

然而,据公开报道,春晚之后,“旭日阳刚”在商业演出中频繁将《春天里》作为核心曲目,但从未获得商业授权,也未支付任何版权费用。汪峰曾多次私下提醒,商业演出必须获得授权并付费,并建议二人应创作原创作品以谋求长远发展,但这些建议均未得到重视。

2011年2月,汪峰通过经纪人正式发布“禁唱令”,禁止“旭日阳刚”以任何形式商业演唱《春天里》,并收回了所有授权。

杨昆记得,当时许多网友都支持“旭日阳刚”,指责汪峰欺压弱势群体。“以前很多人认为,演唱你的歌曲是在帮你传播,而现在随着大家版权意识的提高,这些落后的观念也正逐步得到纠正。”

杨昆分析,国内音乐行业版权意识淡薄的历史原因在于:“早年间,许多国内的演唱家、演奏家都是为国有团体服务,演出由单位统一安排,版权问题也由单位解决,因此大家的版权意识相对薄弱。”

“市场化转型后,歌手逐渐成为个体户,但版权意识的提升却未能同步跟上。”杨昆指出,这种历史断层导致了行业内部巨大的信息差和认知差。在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音乐版权又相继受到互联网盗版和短视频的冲击,一直未能建立起相对规范的秩序,“许多主办方习惯于先使用(歌曲)再说,甚至先上车后补票,更有甚者根本不补票。”

高苹也感慨,中国整体的音乐版权管理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发展和教育阶段。使用者乃至音乐人普遍对版权认知不足,商业合作中版权的使用范围和权利界定常常处于模糊状态,“每种权利在授权时都有不同的授权标准和版税价值。”

高苹表示,近年来,尽管一些音乐版权维权事件因名人效应获得了更多关注,但“许多作者在版权受侵犯后仍无力伸张,维权成本依然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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