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版权困境:从李荣浩维权看行业症结与保护难题

2024年6月22日,李荣浩在江苏省淮安市一场演唱会上表演。图源:视觉中国

2026年3月下旬,一场围绕热门歌曲《李白》的著作权争议,使两位知名歌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3月29日下午,李荣浩在个人微博上明确指出,单依纯在3月28日“纯妹妹2.0”巡回演唱会深圳站中,未经其授权便演唱了歌曲《李白》,此举构成侵权。紧接着次日凌晨,单依纯发布长篇道歉声明,承认其团队在未获得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了该作品。

这场版权争议迅速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成为近期备受瞩目的娱乐新闻。事件引发了双方粉丝及广大网友的激烈讨论。3月30日,李荣浩再次发文,表示自己因此遭遇了网络暴力。

在李荣浩发声维权后,多位音乐界人士也纷纷表示自己曾遭遇类似侵权。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李荣浩的行动再次将中国音乐产业长期以来版权意识缺失和侵权行为普遍存在的现象,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责任归属:表演者还是主办方?

李荣浩在微博中强调,单依纯在授权申请被拒绝后仍旧在演唱会上演唱《李白》,这明显构成了著作权侵权。他同时公布了版权公司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的邮件证明,明确指出“协会未就该作品发放任何授权”。

单依纯在次日凌晨的回应微博中表示,本次巡演的歌曲版权审核及授权申请工作,均由主办公司全面负责。她解释说:“我基于对合作方专业流程的信任,演出前未能进一步核实授权文件的具体细节,后来才发现主办方并未实际获得《李白》的表演授权。”尽管如此,单依纯仍表示将为自己未能亲自核查授权文件的疏忽承担责任。根据该演唱会的公开信息,单依纯同时担任了这场演出的总监制。

《著作权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表演者若使用他人作品进行演出,必须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相应报酬;若由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则由该组织者负责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音乐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郭春飞向媒体指出,演出单位通常会通过音著协申请歌曲的演出授权。音著协作为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设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是目前中国境内唯一的音乐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

郭春飞进一步解释,音著协进行对外授权的前提是,权利人必须已加入该协会并与其签署表演权授权协议,将其部分或全部相关权利委托给协会管理。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依法拥有13项财产权利和4项精神权利,在加入音著协时,可根据自身意愿选择委托管理全部或部分财产权利。

郭春飞分析认为,在李荣浩与单依纯的版权争议中,音著协代表李荣浩管理的具体权利范围目前尚不清晰,这需要依据李荣浩与音著协签订的详细合同条款来确定。

在围绕此次版权纠纷的网络讨论中,李荣浩的支持者普遍认为,单依纯团队在授权申请遭拒后仍进行演出,属于“明知故犯”,是对原创作品及版权底线的公然挑战。而单依纯的部分粉丝则辩称,这更多是团队工作流程上的失误,并非艺人主观恶意为之。

当一场演出出现侵权行为时,究竟是应由直接表演者承担责任,还是由组织方负责?这正是郭春飞律师在代理刀郎诉降央卓玛侵权系列案件时,反复强调的核心法律问题。

多份关于刀郎诉降央卓玛侵权案的判决书显示,降央卓玛在2017年至2019年间,未经授权便在多场商业演出中演唱了刀郎创作的《西海情歌》、《手心里的温柔》等歌曲。降央卓玛方面辩称,依据著作权法,演出组织者应负责获得授权,而她作为受邀表演者没有单独获取授权的义务。然而,刀郎一方则坚持认为,表演者是作品使用的直接实施者,应与组织者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郭春飞向媒体透露,在刀郎诉降央卓玛的多起案件中,不同法院的判决结果存在差异。

例如,湖北、上海、浙江等地的法院判决表演者与组织者需承担连带责任。而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则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在组织者信息不明确的演出中,降央卓玛被判承担责任;但在组织者信息明确的另一场演出中,表演者则无需担责。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曾裁定,当演出组织者身份明确时,侵权责任仅由组织者承担,表演者无须担责。

“谁使用作品谁就应当获得授权,表演者作为直接使用者,理应是第一法定义务人。”郭春飞律师指出,《著作权法》第三十八条虽然规定了组织者有获取授权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免除了表演者的义务。她进一步解释,尽管演出合同可以在表演者与组织者之间约定版权清理责任的归属,但对于著作权人而言,表演者与组织者构成一种分工合作关系,双方均应承担连带责任。

单依纯在3月30日凌晨的微博中声明,她将立即停止在未来所有演出中演唱《李白》,并承诺删除本次演出线上线下宣传材料中所有涉及《李白》的内容,关闭侵权片段的官方传播渠道,同时将个人承担后续全部版权使用费及相应的赔偿。

3月30日凌晨2时左右,单依纯巡演的联合主办方北京百沐娱乐和阔景音乐发布致歉信,承认在巡演曲目著作权审核及落实工作中存在疏漏和不足。当日晚间10时许,主办方宣布对武汉、郑州两场已售票但尚未演出的场次启动48小时内无责全额退票,而演唱会则将按原计划继续进行。

2011年1月31日,在央视春晚录播带的录制现场,“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图源:视觉中国

“换汤不换药”的改编争议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单依纯与李荣浩的关联可追溯至2020年。当年18岁的单依纯在参加《中国好声音》时,曾获得李荣浩对其唱功的公开赞赏。

2025年6月,单依纯在《歌手2025》第四期节目中,首次公开表演了李荣浩的经典歌曲《李白》。她身着一袭红裙,妆容带有赛博朋克风格,在舞台上空蓝紫色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独特。

当音乐响起,原曲的摇滚编曲被电子音色所替代。在她重新演绎的《李白》版本中,融入了电竞元素及一段具有“魔性”的念白:“我本是辅助,今晚来打野。区区三万天,试试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

这一改编版本播出后迅速在全网引发热议。节目上线48小时内,相关话题登上16个热搜榜;抖音平台上相关二次创作视频的单日播放量超过5000万次;B站播放量也突破404万。在一周之内,多个相关微博热搜话题的流量累计突破亿次。

“如何呢,又能怎”这句念白迅速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网络热梗。网友对改编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毁经典”的行为,而另一部分人则赞赏单依纯“唱出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

李荣浩在3月29日下午的微博中,首次就《李白》被翻唱事件发声,表示此前自己一直选择沉默。

“全网都在等我评价《李白》,我今天给一个评价。”李荣浩在文中直言,改编后的《李白》在和弦和律动上并未有显著改变,仅仅将真鼓替换为电鼓并不足以构成所谓的改编。他将这种做法比喻为“一本书换了个书皮,本质内容却没有改变。”

拥有二十多年版权管理经验的资深版权经纪人高苹向媒体表示,对音乐作品进行改编必须获得著作权人本人的同意。她举例说明,在自己经手的商务合作中,甚至歌词中每一个改动过的字,都需要与作者反复确认,“如果作者不同意,我是无法进行授权的。”

郭春飞在与众多音乐创作人交流后发现,许多音乐人维权的核心目的并非仅仅是获取赔偿,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作品。她指出,当作品被擅自改编、商业化使用甚至歪曲原意时,其精神损失远超金钱授权费所能弥补。“音乐人创作词曲,如同孕育生命般投入心血,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和情感。”

郭春飞提及了一个案例:2018年,《牡丹之歌》的词作者乔羽授权北京众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起诉岳云鹏,指控其未经许可改编歌词创作《五环之歌》,侵犯了乔羽的改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五环之歌》保留了《牡丹之歌》的原有旋律,但歌词被彻底替换。然而,由于乔羽仅为词作者,已故的曲作者未能参与该诉讼,加之岳云鹏使用了全新歌词而非原词,法院最终判决原告败诉。此案判决后,学界与实务界对于“词曲能否独立维权”的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

对此,郭春飞表示:“音乐作品是一个词曲结合的完整体,不应被割裂对待。如果部分权利人无法参与诉讼,难道就意味着要剥夺其他权利人制止侵权的权利吗?”

由于词曲创作往往涉及多方主体,且著作权的各项细分权利常被独立行使并对应多种使用场景,这使得侵权认定和维权追责过程变得异常复杂。郭春飞指出:“音乐作为最小单位的作品形式,其权利体系却是最为复杂的。”她还提到,选择发声维权的音乐人只是少数,高昂的维权成本、漫长的诉讼周期、繁琐的流程以及较低的判决赔偿额,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然而,对于李荣浩而言,其作品的权利归属却异常清晰。曾运营音乐版权公司的业内人士杨昆解释道,李荣浩的创作模式在业内被称为“一人乐队”,与多数音乐人不同。包括《李白》在内的多部作品,从创作到最终呈现的全部十余道工序,均由李荣浩一人独立完成。

“李荣浩维权的正当性,无可指摘。”杨昆指出,这意味着李荣浩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和演唱者,更是其版权的唯一所有者。在《著作权法》赋予作者的13项财产权利中,李荣浩独自享有全部相应的著作权财产权。

因此,对于李荣浩而言,被侵犯的不仅仅是他作为词曲作者的财产权利,还包括他作为编曲者的艺术表达权、作为制作人的作品控制权,以及作为演唱者的表演者权。

从指责原创到集体维权:版权意识的觉醒

在李荣浩公开维权事件发生后,多位音乐人也借此机会发声。作曲家阿鲲和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纷纷撰文,呼吁全行业高度重视版权问题。卢庚戌表示,他的原创歌曲《爱上你我很快乐》已成为侵权行为的“重灾区”。他倡议,歌曲在商业使用前务必进行版权沟通与授权,并鼓励过去曾侵权的使用者主动补缴版权费用,承诺“补费之后,既往不咎”。

3月30日晚间,独立音乐人LBI利比(时柏尘)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环球音乐中国在合作迷你专辑期间存在版权及合约纠纷,截至3月31日,环球音乐中国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杨昆分析指出,这一系列事件的集中爆发,恰恰反映了音乐版权问题的普遍性和长期性。“从行业角度看,这并非什么令人惊讶的新闻,每年都有大量相关的侵权诉讼发生。”

在杨昆的记忆中,上一次引发如此大规模舆论波澜的,是汪峰曾发布一篇长达5000字的博文,控诉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的侵权行为。

2010年8月,由王旭和刘刚组成的“旭日阳刚”农民工组合,因在出租屋内翻唱汪峰的《春天里》并上传视频而迅速走红网络。此后,汪峰曾授权“旭日阳刚”在2011年央视春晚舞台上演唱《春天里》。

然而,据公开报道,自春晚演出之后,“旭日阳刚”将《春天里》作为其商业演出的核心曲目,但始终未曾获得商业授权,也未支付任何版权费用。汪峰曾多次私下提醒,指出商业演出必须获得授权并付费,并建议二人应专注于原创作品以谋求长远发展,但这些建议均未得到重视。

2011年2月,汪峰通过其经纪人正式发布了“禁唱令”,明确禁止“旭日阳刚”以任何商业形式演唱《春天里》,并收回了所有相关授权。

杨昆回忆道,当时有大量网友支持“旭日阳刚”,并指责汪峰欺压弱势群体。“过去很多人认为,演唱他人的歌曲是在帮助传播,但现在随着公众版权意识的提高,这些陈旧的观念正在逐步得到纠正。”

杨昆分析认为,行业内版权意识淡薄的原因之一在于,早期国内许多演唱家和演奏家主要服务于国有团体,演出由单位统一安排,版权问题也由单位负责解决,这导致个人层面的版权意识相对薄弱。

“在市场化转型之后,歌手逐渐成为独立个体,但他们的版权意识却未能同步提升。”杨昆指出,这种历史性的断层造成了行业内部巨大的信息和认知差异。音乐版权在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健全之时,又接连遭遇互联网盗版和短视频传播的冲击,导致行业秩序一直未能建立起来。“许多主办方往往是先使用歌曲再谈授权,甚至出现‘先上车后补票’,乃至根本不补票的情况。”

高苹同样感慨,中国整体的音乐版权管理起步相对较晚,目前仍处于发展乃至教育普及阶段。无论是使用者还是音乐人,普遍对版权的认知不足,导致在商业合作中,版权的使用范围和权利界定常常处于模糊状态。“每一种权利在授权时,都有其独特的授权标准和版税价值。”

高苹表示,近年来,尽管一些音乐版权维权事件因名人效应而获得公众关注,但“许多作者在版权被侵犯后,仍因维权成本高昂而无力主张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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