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特·弗雷弗特 图/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摄影：Andreas Reeg
羞辱并非当今世代的产物，它自古便存在。真正发生变化的，乃是执行羞辱的舞台。莱布尼茨奖得主、德国历史学家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指出，当下的羞辱现象较之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普遍无处不在。她强调「每一个羞辱平台都离不开旁观者的参与」，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倏忽之间改变身份——或为旁观者、或充当评判者，或沦为被羞辱的对象。
其著作《羞辱政治：一部近现代史》（2026年7月推出中文译本）展现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羞辱实践的演变过程：昔日广场中的耻辱柱、颈枷等刑具，演变为报纸版面、电视屏幕的呈现，再到今日社交平台上全天候进行的「网络审判」。
弗雷弗特本人的经历，可谓战后德国史的微观缩影。1954年出生于西德的她，祖父与外祖父都曾是纳粹党徒，母亲则是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她经历了1968年学生运动所带来的代际冲突，目睹了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那令人震撼的一跪。虽有48%的西德人认为此举过于夸张，但弗雷弗特对这一举动备感敬佩。她拥护西德与波兰、苏联和解的立场，将勃兰特的下跪理解为深刻的谦卑姿态——一个离开德国后无须承担纳粹罪行的人，所做出的深情忏悔与自我羞辱。
1970年12月7日，波兰华沙，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为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 图/视觉中国
对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女性而言，羞耻与羞辱如影随形，潜伏于生活的各个角落。她回忆说，衣着的破损、头发的蓬乱都足以招致他人的嘲讽。冒犯权威人士如家长、教师，则会遭致公开的羞辱。到了青春期，处境愈发艰难，因为此时的女性被界定为「具有性征的存在」。纵观历史，这种观念同荣誉制度紧密相连。女性失去名誉的途径迥异于男性：与「不合适的人」交往、遭「诱骗」、受侵害、遭强暴、表露性欲……这些都会令女性蒙受耻辱。当女性（无论主动抑或被迫）「丧失」名誉时，整个家族都会跟着蒙羞——这种观念在某些宗教社群中依然存活，他们以所谓「名誉杀戮」为名，残害不守规矩的女儿和姐妹。
进入学术圈子后，弗雷弗特的遭遇并未见好转。女性教授寥寥无几，缺乏可效仿的先例。她们常被叫作Fräulein（小姐），这是Frau（女士）的弱化版。在课堂上坚持被称作Frau，成为弗雷弗特争取自我解放的开端。
这些经历培养了她对「荣誉」与「羞辱」之性别政治的敏锐感知。而社会史学的训练，则赋予了她更广阔的视角，使她超越性别维度，审视羞辱对全人类的普遍影响。「我一直着迷于群像、集体行动，以及众人共同体验的事物。撰写《荣誉之人》（2027年推出中文版）时，我探索的是那些驱使男性为了守护名誉而在决斗中冒生命危险的制度、习俗、惯例、集体心理与共同情感。决斗研究让我得以在个人与其所处社会之间自由行走。」
弗雷弗特坚信，情感既是个人的主观体验，也是社会与政治的客观存在。「一个人的感受及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更宽阔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框架。」在1990年代，她不顾学术界的冷遇，开辟了情感史这一研究领域，最终在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创办起情感史研究中心。
为什么羞辱的语言如此盛行？它如何既能激励民族，又能摧毁个体？在羞辱机制无处不在的当代，普通人将靠何种力量来守护自己？以下是弗雷弗特与我们分享的思索。
孤立无援是面对羞辱最可怕的境遇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著作中梳理了羞辱从19世纪大众报刊兴盛、经历广播电视时代，到当下数字化时期的演进路线。什么样的契机驱使你动笔书写羞辱的历史？这是否与你观察到的当代现象——比如网络平台上的公开羞辱——密切相关？
弗雷弗特：每一位历史工作者同时也肩负公民身份，是其所处时代的见证者。我的研究通常源于当下的观测与冲突，并通过历史追溯来加深理解。网络社交平台上所谓「羞辱场所」确实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致，瑞士某些揭露逃税人士的地方举措也不例外。我开始思考：这类现象是否具有历史渊源？其历史是怎样的？
由此，我的研究范围扩展开来，涵盖了1930年代以降官方与半官方实施的羞辱政治。进一步的思考中，我意识到这些政治举措带有鲜明的性别特征，针对女性的强度远超男性。女性被视作有责任维护「民族荣誉」的纯正与无瑕，当她们与被定性为「民族公敌」（基于种族或民族因素）的男子产生关系时，就会被钉上耻辱柱，遭嘲笑、遭贬低、被唾骂，头发也会被剃去。这种遭遇不仅出现于纳粹德国，也发生在被占领的领土，例如法国和挪威——被解放后，这些国家的民众曾对曾与德国士兵或官员有过「接近」的女性实施了报复。
1944年，法国蒙特利马，民众剃光了一名被指控与德国占领者有勾结的年轻女子的头发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翻阅那些法庭档案、警方记录或私人日记时，哪个具体的人物或事件最让你感到心灵震撼或陷入伦理困境？
弗雷弗特：正如前面所述，最令我震惊的，是那些「越界」的女性在共同体中所遭受的待遇——例如在18世纪，作为寡妇与他人发生亲密关系，随即被那些反对此行为的女性指名道姓地在村镇游行示众。还有北爱尔兰天主教信仰的女性，在「动荡岁月」期间与英国新教士兵交往，后来遭其他天主教徒抹上焦油、粘贴羽毛——这已是1971年发生的事。
南方人物周刊：面对如此广泛的羞辱机制，历史中是否存在过成功的抵抗案例？个人与群体应该在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采取什么行动来筑起抗衡羞辱的防线？
弗雷弗特：最坏的境况是一个人完全处于孤立无缘的状态。每位公民都应当融入一个互助的网络体系——朋友、家人、社群，他们能在侵害降临时施以帮扶，能鼓励人们站出来、大声发言。从更高的角度看，构建并强化以相互信赖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格外关键。
蒙受耻辱通常发生在权力缺乏、地位弱势的处境中。这很容易孕育出怨恨与复仇欲——两者不管在社会关系还是国际舞台上，都可能给各方造成巨大伤痛。德法关系就是一个典范：从19世纪初期至今，两国的纽带一直被相互的敌意和羞辱之语定义，伴以强劲的符号表达。但在20世纪下半段，两国成功脱离了这种恶性循环（我辱你，你辱我，轮回不止），踏入了和解、尊重与承认的新时代。这需要有胆识、有远见的领导人推动，也需要愿意响应甚至提前行动的民众：他们彼此靠近，举办交流活动，寻求解决之策，而非诉诸暴力和侮辱性的手段。当然，一个有利的背景是，两个国家都因战争而被严重削弱，无力再以高低贵贱的言辞相持。
从「肉体摧残」走向「精神摧毁」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羞辱政治》中指出，羞辱的内核在于打击个体的「社会身份与内在尊严」。在你的理解中，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近代国家权力从「肉体摧残」向「精神摧毁」的转向？
弗雷弗特：推动这一演变的成因至少有二：其一，国家管理者逐渐认识到，酷刑如鞭打、烙刻，甚至处死，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即威慑他人、防止法律触犯。其二，这些处罚无法促进被惩罚者重新融入社会，无法推动其悔过自新、沦为社会有益之人。作为惩罚动机的复仇心理，在「文明」社会中日益失去合理性，刑法制度因而经历了深刻重塑。国家层面的公开羞辱与示众作为法律惩罚的衍生品，逐步被取消。越来越多的改革措施援引了「人的尊严」这一理念，此念在19世纪欧洲日益获得重视。
南方人物周刊：羞辱的场地在演进。19世纪的行刑需要民众聚集在实体广场，到了20世纪，大众传媒把它送入了千家万户的客厅，如今又跃上了每个人的手机屏。这个空间位移带来了什么改变？
弗雷弗特：亲眼目睹一个人被拷问或绞死，必然会留下心理痕迹，但这种印记很复杂。19世纪欧洲关于公开处刑的文献显示，围观者的心理反应矛盾重重：有人心生同情，有人庆幸逃过此劫，还有人从中获取复仇的快感。相比之下，远在他处的旁观者更容易与这种丑陋的景象保持心理距离，觉得它属于某个「遥远的现实」，与己身的世界隔绝，自己不过问、不参与。但在间接的维度上，参与依然存在：每个羞辱舞台都需要观众群体，他们往往会表达自己的反应。
每当羞辱被当作政治或社会工具启用，背后都依靠着一群观众，有时甚至是主动的施与者。它需要一个观众席。这正是羞辱与隐秘压迫的根本分歧——缺乏观众，羞辱的政治作用就无法实现。
南方人物周刊：时下有些网络行为以「社会正义」为旗号，将被认为不道德的人公开曝光。作为历史学者，你对那些以「正义」名义施行的羞辱怎么看？
弗雷弗特：正义往往存在于旁观者的意识中。一些人痛恨逃税分子，另有人则认为滥酒或暴食的民众对保险共同体构成经济负担。某个群体对同性恋者抱有道德厌恶，另一个群体则轻蔑那些在气候危机下仍驾SUV、乘飞机赴远岛度假的人群。如果我们放任每个人宣泄自己关于公正与不公正、是与非、善与恶的主观判断，社会将陷入混乱。人人盯紧人人、人人揭发所谓作恶人——这将标志着自由民主的消亡。但它同样也会摧毁任何其他的政治秩序。
2019年11月6日，玻利维亚小镇平托的镇长帕特丽夏·阿尔塞遭到反对派抗议者的袭击，身上被泼满红色油漆，头发被剪，并被迫赤脚游街 图/视觉中国
羞辱的机制如何运作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的研究中，东方与西方的羞辱系统存在哪些差异和共通之处？
弗雷弗特：西方的「荣誉」观念初期也是从社会层面界定的。个人的荣誉被理解为植根于其所属的社会群体——可能是同业公会或职业团体，也可能是诸如贵族这样的社会等级。丧失个人荣誉（因违反既定规则）意味着沦为社会的贱民，相当于一种社会性的死亡。从19世纪开启，个体化的荣誉观开始冲击传统的社会性定义。但到了20世纪很晚的时候，个体化的荣誉观才在社会领域与法律层面双双确立。
历史也有过倒退的时刻。那些被认定违背了普遍规范和习俗的人会被曝光与公开羞辱——想想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示众做法，被展示的是爱上了犹太男性的非犹太女性。
南方人物周刊：当代欧美的民粹主义领袖看起来已对羞辱产生了「抗体」——他们非但不怵主流媒体的声讨，反而利用这一点来宣传自己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人」。这是否反映出政治羞辱正在发生某种变异？
弗雷弗特：羞辱要想发挥效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被羞辱者必须与实施羞辱者拥有共同的价值准则。假如你穿着满是污渍的破衣去听歌剧，任由衣着得体的观众评头论足，你也不会感到不适——因为你根本不接受他们的着装标准。这正好说明了右翼激进分子的状态：他们既不接受也不尊崇自由民主的原则，他们坚定地表示，被主流政治家或被他们贬低的「谎言媒体」指责，他们毫不在乎。
南方人物周刊：你研究了数百年来羞辱的演进，这一学问旅程是让你对人性更加失望，还是发现了人类的韧劲？
弗雷弗特：人性对一切敞开大门——既包含暴力，也包含慈悲与仁厚；既有残忍，也有光辉。社会的责任就是激励人性中美好与善良的层面，压抑其丑陋与暴戾的层面。我对羞辱的具体实例变得更敏感了，同时我也认识到：羞辱宛如一柄双刃剑，遭受屈辱的人常常会演变成施加屈辱的人——解放运动的历史就充满了这样的案例。
南方人物周刊：你后来在马普所创建了情感史研究中心，这个过程中遭遇过学术界的反弹吗？
弗雷弗特：遭遇过，而且非常剧烈。同行皱起眉头、窃窃私议，有人甚至建议我转向文学研究——他们声称历史学与情感无关联。幸运的是，我此前已积累了足够的声誉，而备受推崇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同意资助这类创新研究，这为我提供了保护。到了2015年，在济南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情感史被列为四大主题之一，由我和一位澳洲的同行共同组织。从那之后，甚至最初的反对者也开始为这个方向摇旗呐喊。
情感史的吸引力在于，它在「个人层面」与「政治层面」之间架设了桥梁：一方面探察政治和经济如何规定特定的「感受准则」，如何惩戒拒绝接受这些准则的人；另一方面观察个人与群体如何承行、绕过、改造乃至抵触这些准则。
南方人物周刊：对于有志进入情感史这个领域的新进学者，你会给什么建议？
弗雷弗特：对于初出茅庐的研究者而言，选择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课题总是困难的——你需要充足的自信心和胆量。我的提议是：挑选一个常规的研究对象，先发表第一部著作，站稳阵脚；之后，可以尝试某些新颖的、大胆的、真正令人兴奋的内容。
2015年在济南，中国的学生与研究人员对这个新兴领域表现出了极高的关切，但他们顾虑这一研究路线是否能在国内高校获得认可。也许从那时起，局面已经有所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