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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14日，一艘集装箱货轮驶入江苏连云港港区。（STR/AFP via Getty Images）
贸易顺差持续攀升，人民币升值话题为何又被摆上桌面？
全球贸易格局中，一个焦点正在浮现——中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已成为各方争论不休的话题。
长期以来，华盛顿、布鲁塞尔乃至各大国际经济机构都在呼吁中国经济转型，希望其减少对投资与出口的倚重，转而依靠居民消费与内需拉动增长。可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中国制造业规模持续扩大，房地产市场与居民消费却始终未能提振，结果是大量产品被推向海外市场寻找买家。
《华尔街日报》一位资深经济评论员近期撰文指出，面对不断膨胀的中国贸易顺差，美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也许应当重新审视一种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的国际协调方式——借助关税等贸易工具施压，促使人民币走强。
在欧洲，类似的呼声正逐渐增多。
1.2万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规模有多惊人
眼下这场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其实建立在两个基本事实之上。
其一，中国的贸易顺差仍处于扩大通道。
据高盛预测，今年中国贸易顺差或将触及1.2万亿美元这一量级；与此同时，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全球GDP的比例也已攀升至历史高点。
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备、机械装备、家用电器乃至部分高端制造领域，中国出口依旧保持着强劲的竞争优势。
然而与出口的强势表现形成反差的是，国内需求端却始终显得不温不火。
楼市历经多年调整仍未走出低谷，居民消费扩张乏力，民间投资更是远未恢复到往昔水平。
由此，中国经济呈现出一个相当典型的结构性特征——
庞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与相对疲软的内需并存。
一旦本土市场无法消化持续增长的工业产能，海外市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消化过剩产出的出口。
这正是欧美近年来愈发忧虑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原因所在。
人民币汇率，究竟被低估到什么程度？
其二，则聚焦于人民币汇率本身。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若从贸易差额、购买力平价及其他基本面指标衡量，人民币汇率眼下确实存在被低估的情况。
只是各家机构给出的低估幅度，彼此相差不小。
高盛给出的估算是低估约19%，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则认为，低估幅度或许高达35%左右。
人民币价格偏低，会带来一种立竿见影的贸易效应：
中国商品折算成美元或欧元后显得更便宜，反过来，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则相对昂贵不少。
换句话说，偏低的人民币汇率客观上有助于出口，也让进口商品的相对成本水涨船高。
不过，人民币汇率是否就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核心成因，经济学界的看法并不统一。
一派观点坚持，人民币汇率偏低的确提升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多年来始终主张，中国的经济政策整体上偏向生产与出口部门，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相对偏低——这一格局既刺激了制造业投资，也压制了居民消费能力。
照此逻辑，人民币汇率不过是整体经济结构中的一环而已。
另一派则认为，人民币被低估更像是中国内部经济失衡所导致的后果，而非贸易顺差的根本病因。
真正的病根，或许是中国人“不敢花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
中国家庭的储蓄率长期高于多数主要经济体，背后原因离不开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压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等因素。
2020年之后，楼市的持续调整又给这一格局带来了新的变化。
房地产曾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渠道之一，也构成了家庭财富的主要部分。随着地产投资降温、房价预期逆转，原本可能流入的大笔资金并未如预期般转化为消费支出。
与此同时，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力度却依旧不减。
最终的局面就是——
产能一路走高，国内消费却跟不上同步吸纳的步伐。
多出来的产能，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出口寻找出路。
因此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源并非仅仅是“人民币定价过低”那么简单，而是生产、投资、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长期存在的系统性失衡。
若这种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改善，即便人民币升值，也未必能真正化解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失衡矛盾。
疫情之后，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为何越拉越大
尽管如此，从国际贸易竞争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依然举足轻重。
疫情过后，中国与欧美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价格轨迹。
美欧遭遇了显著的通胀冲击，中国这边却长期处于低通胀状态，部分行业甚至承受着通缩压力。
这也就意味着，哪怕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波动有限，一旦剔除物价因素，中国商品实际的价格竞争力其实在不断增强。
高盛的研究发现，某些行业中，中国产品与海外同类商品之间的价差已相当悬殊。
比如，中国电动汽车的均价可能低出约32%，冰箱低约38%，鞋类甚至低约53%。
当然，这些价差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汇率因素。
中国坐拥全球最庞大的制造体系，供应链齐全、产业集群密集、基础设施完备，再叠加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这些都能实实在在地压低生产成本。
但人民币汇率无疑又为这种价格优势添了一把火。
这也解释了欧美为何越来越紧盯人民币动向。
风向在变：欧洲对华贸易立场也在松动
过去几年间，一个值得留意的转变正悄然出现：
对中国贸易顺差与制造业出口的忧虑，早已不再是美国一家的心事。
欧洲的立场，正发生着肉眼可见的调整。
尤其是当中国新能源汽车、电池、机械设备等工业品大批涌入欧洲市场后，法国、德国这类制造业强国越发担心本土产业会因此受创。
在法国，已有声音主张采取力度更大的贸易保护手段来应对中国商品的冲击。
德国政坛也有人公开呼吁，主要经济体有必要重新坐下来，商讨类似“广场协议”的国际货币协调安排。
由此可见，美欧在对华贸易议题上的共同利益正在扩大。
以往美国大举加征对华关税之际，欧洲对华盛顿的做法并不见得完全买账。
可一旦欧洲本土的汽车、机械、化工等制造业也开始直面中国竞争的正面冲击，美欧双方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恐怕会越走越近。
什么是“新广场协议”？
“新广场协议”这一说法，脱胎于1985年那份著名的《广场协议》。
那一年，美、日、西德、法、英五国的财长与央行官员齐聚纽约广场饭店，达成一致，通过联合调控外汇政策，让美元贬值，同时推动日元、西德马克等货币升值。
促成这一协议的背景之一，是美国彼时正深陷巨额贸易逆差，而日本与西德则手握庞大的贸易顺差。
此后，美元应声大幅走弱，日元则迅速走强。
如今，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类似的构想：
若美国、欧洲及其他主要经济体能在贸易与汇率政策上协同一致，并把关税当作谈判筹码，或许就能推动人民币升值，进而削弱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
从理论上讲，人民币一旦明显走强，中国出口商品按美元计价就会涨价，反过来进口商品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则会更加实惠。
这或许既能收窄中国的贸易顺差，也能倒逼中国经济向国内消费倾斜。
但今天的中国不是1985年的日本
问题是，想在今天复刻当年那份协议，难度远非四十年前可比。
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彼此的政治关系。
1985年时，日本与西德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华盛顿得以凭借安全、贸易与金融层面的紧密联系来推动政策协调。
而今日的中美关系，却处在长期战略博弈之中。
一份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国际协议，北京恐怕很难点头接受。
另一方面，人民币若在短期内快速升值，也势必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不小的压力。
大批中国制造企业的利润空间本就有限，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和中小型出口商，很大程度上还是靠规模效应和价格取胜。
人民币升值将推高出口价格，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订单流失，进而波及就业市场。
所以中国官方在汇率政策上的考量，必须兼顾出口、就业、金融稳定乃至人民币国际化等多重目标。
汇率可能成为关税之后的下一条战线
真正值得留意的，或许并不在于一份正式的“新广场协议”最终能否落地。
更关键的是，美国与欧洲看待中国贸易模式的视角，本身正在悄然转变。
倘若中国贸易顺差继续膨胀，欧美又愈发认定中国制造业出口正挤压本国产业空间，那么贸易摩擦很可能从关税领域进一步蔓延至汇率政策层面。
人民币究竟有没有被低估、又该升值多少，或将成为下一阶段国际经济博弈的焦点议题。
但即便人民币最终真的大幅升值，也代替不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改革。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背后，真正亟待破解的，仍是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
如何让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更大份额？
如何减轻家庭在医疗、养老、教育方面的后顾之忧？
如何在楼市调整之后重建居民的消费信心？
又该如何让中国经济摆脱对投资与生产的过度依赖，逐步提升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
一旦这些问题有所改善，中国家庭消费随之增长，国内市场便能消化更多本土产品，出口依赖度自然会随之下降。
反之，若内需持续低迷而制造产能却不断扩张，那么不管人民币汇率处在哪个水平，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恐怕都难以真正化解。
由此可见，“新广场协议”真正抛出的问题，远不止人民币究竟该升值多少这么简单。
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宏大的命题：
身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强国，中国未来的增长路径，究竟会继续倚重庞大的生产能力与海外市场，还是逐步把增长引擎转向国内居民消费？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远比人民币汇率数字本身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