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规训术:制度如何让人甘愿为自己的枷锁辩护

权力的规训术:制度如何让人甘愿为自己的枷锁辩护



序 INTRO

恐惧如何演变为信仰

权力是怎样将惧怕转化为深信

在前面几篇文章的论述中,我多次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

人性的塑造,首先来自于制度的形塑。

这个论述的实质并非说文化或个人修养无关紧要,也非否认人在困境中仍有选择权。其核心含义在于:当一个社会长期、广泛地呈现顺从、冷漠、背离、玩世不恭、追逐权贵和逃避公共事务的现象时,我们应先追问的不是某民族是否天性如此,而是这个制度什么行为获得奖励,什么行为需要付出代价。

制度的力量在于:它不能决定每个人是否成为英雄,但决定了英雄会被庇护还是被孤立;它不能命令诚实者必然丧命,但决定了阿谀者是否前程似锦;它不能强制所有人向恶,却决定了什么人更容易活下去、被看见、获得奖励和成为范本。

然而,有一个现象时常让人困惑,甚至激怒。

那些遭遇不公正对待的人,不仅不要求改变现状,反而会批评那些倡导改变的人。明知权力越界的人,却仍说:”这样也还不错,最起码有秩序””你有本事你就去做””别搅和””没有它会更糟”。

若只源于恐惧,尚可理解。但许多人的维护,却显得相当真诚。

答案恰在这里:一套深化且制度化的权力机制,单靠恐惧很难长期维持。制度设计常通过行为规范的激励和社会机制,促使民众在日常互动中养成特定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框架。当这种机制长期存在时,个体有时会在社交实践中无意识地维持既有秩序,或对不愿接受现状的少数人采取保守甚至批评的态度。

在这类机制长期运作下,个人行动与制度逻辑形成循环:有人为既有秩序提供合理性论证,有人在维持规则的过程中参与执行,这些都是制度约束与个人选择的复杂交织,而非简单的「人性堕落」。

一 ACCOUNT

莫要仓促指责「奴性」

先看一个人面对的收支账

想象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环境:

说错一句话,也许丧失工作;拒绝不合理要求,恐怕连累家人;帮助被排斥者,自己也遭排斥;而只要沉默、表态恭顺、遵守规则,生活至少能维系。

这样的人会作何选择?

我们可以督促他坚强。但对大多数平常人而言,坚强不是口号,而是一份沉重的代价。

坚强的代价:失业、连累、孤立、失去自由

顺从的收益:规避风险、保住工作、守护子女、生活可预测

于是,一个外人眼中卑微甚至可笑的选择,在当事人看来,可能是最稳妥的自保。

这恰是许多「国民性批评」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它站在结果之后,质问人为何不够勇敢,却不问:

这个社会把不勇敢的收益拉到了多高,又把勇敢的代价抬到了多高。

一个人长期在这样的账本中生活,会逐渐形成一种看似消极、实则相当理性的生存哲学:

生存守则:六不要

不要出风头

不要轻信他人

不要议论公共事务

不要说出真话

不要为他人担风险

不要期待规则保护

久而久之,这不再只是某个危险时刻的临时选择,而会变成性格、习惯和对后代的教养:少言多行,别惹麻烦,关系胜于原则,安全重于尊严。

外人叫它「奴性」,当事人却叫它「懂事」。

而这恰恰说明:制度已不只改变人的行为,还改变了人理解行为的方式。

二 QIN SYSTEM

秦制最厉害的地方

把人变成彼此的看守

秦代奠定的集权制度框架,在此后两千多年里基本保持不变,这既是权力演进的现实结果,也是权力结构优化的选择。这种制度演化是在既定框架基础上的渐进调整,受初始条件的高度制约。历史抉择一旦做出,后续发展便被路径依赖所制约。早期的制度选择影响后续的发展道路,使某些制度安排一旦确立就难以改变,形成制度惯性。这种惯性体现在:一旦制度建立,便通过规则、规范和资源配置不断强化自身。例如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一旦成形,就通过选拔机制筛选出认同其价值观的精英,进一步巩固其合法性。同时,改变既有制度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本。因此即便制度本身有缺陷,决策者仍倾向维护现状。此外,制度演化与社会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密切相关,例如小农经济和农业税收制度的稳固性使中央集权成为最经济有效的治理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路径依赖。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演变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制度惯性的作用。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秦朝迅速灭亡,但制度框架却被后续朝代继承和强化,形成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传统。历代王朝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通过吸收、调整和改造,延续了秦制的核心逻辑,形成了汉至清两千多年的制度路径依赖。这种依赖不仅体现在治理模式的持续性,还深刻塑造了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在这段漫长历史中,即使在中央权威最为削弱的分裂时期,秦制的逻辑仍主导着地方小共同体和割据政权的治理实践,最终通过隋唐统一得到全面复兴。

从秦朝建立高度集中的郡县官僚体系开始,后世王朝虽有兴亡更替,却长期延续了权力向上集中、社会向下原子化、国家强力穿透基层的治理逻辑。

我们该从商鞅变法说起,它不只是重农、军功爵和严刑峻法,而是它重新编排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推行的什伍连坐制:五户为伍,十户为什,彼此负有监督和举报的义务;不举报者受重罚,举报者获奖赏。

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设计。

从前,人面对的是遥远的官府;从此,他首先面对的是邻居、同伍的人、熟悉的亲属。你不知道谁会举报你,也不知道自己若不举报他人会否被连累。在这种制度框架下,个人的风险规避策略会改变,更加倾向保守谨慎,这对社会信任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于是,原本横向的社会信任被改造成了纵向的权力依附。

连坐前:「邻居遇难,我该不该帮?」

连坐后:「这事会不会牵连我?」

这正是连坐制度最深的伤害。它不只制造了恐惧,更是把恐惧变成了一种社会关系。它让共同体不再是人们彼此支持的地方,而变成相互监视、相互试探的场域。

当一个社会缺少安全的横向联系,个人就只能直接面对庞大的权力。没有独立的社团,没有可信赖的同行,没有能共同承担风险的人,人自然会变得孤立。

孤立的人,最容易服从。

三 SHU

权力不只靠「法」

还要靠让人看不透

法家讲「法、术、势」三要素。

法

公开的规则

势

权力和强制能力

术

驾驭、制衡、侦察、操控

公开而稳定的规则,至少让人能预期后果。最令人无所适从的,往往不是规则严,而是规则可随时变化,边界可随时移动,今天被赞许的事明天可能成为错误,今天的沉默明天也许被究诘。

当人猜不透权力的真实意图时,最安全的策略是什么?

不确定环境下的生存对策

在权力意图不透明且规则常变的环境中,个体往往发展出若干应对策略,比如更加揣摩权力意图、通过观察风向判断言行安全、或在公开场合谨慎发言

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的适应策略呈现多样化。有些人倾向于通过更敏锐地感知权力意图来寻求安全;有些人选择保持沉默规避风险;更多人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研究表明,不确定性通常强化个体的风险规避心理,而非固化人格类型。

从外面看,这像是「人情社会」「八面玲珑」或「传统文化」;但从制度内部看,它首先是对不确定权力的一种适应。

于是,表面的一致逐渐替代了真实的共识;人们嘴上说着一样的话,心里却未必相信。再往后,为减轻这种言行不一的痛苦,有些人开始说服自己:既然所有人都这样说,大概它真的是对的。

恐惧,便慢慢变成了信念。

四 SYSTEM JUSTIFY

为何被伤害的人会替伤害他们的制度辩护

系统合理化理论

听起来最反常,其实很符合人性。

心理学有一个重要理论,叫「系统合理化理论」。它指出,人们不仅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常维护自己所处的社会系统,即使这个系统对自己并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公正、无法预测、又无力逃离的环境中,是件极其痛苦的事。

若一个人每天都必须依赖某套秩序才能活下去,那么他若承认这套秩序荒谬、冷酷、随时可能伤害自己,就意味着他每天都要面对巨大焦虑:我的努力还有意义吗?我受的苦究竟为了什么?明天会发生什么?谁能保护我?

这种持续的无力感难以承受。

于是,大脑会寻找一种较容易活下去的解释:

个体应对现实的认知调适方式可能包括:

「秩序好过混乱。」

「上面肯定有苦衷。」

「受罚的人必有缘故。」

「现实本该如此。」

「至少不更糟。」

这些话未必出自恶意。很多时候,它们是一种精神止痛剂。

承认系统有理由,哪怕自己受委屈,至少还能保留一个幻觉:世界是可理解的,付出会有回报,忍耐总有价值。反之,若承认一切只是任意和不公,人会陷入更深的失控感。

所以,不少人维护伤害自己的制度,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受伤;恰恰可能意味着他受伤太久,以至于不得不把伤口解释成宿命。

这不是对他的选择免除责任。一个成年人当然仍要为自己伤害他人、替不义辩护的行为负责。

但理解机制,不等于取消判断。理解是为了看清:如果我们只辱骂「奴性」,却不改变制造恐惧、孤立和无力感的制度条件,那么下一批人还会重复同样的选择。

五 MORAL

最稳固的控制

让人觉得服从有道德

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说明,人面对被认为「合法」的权威时,可能将判断和责任交给权威。斯坦福监狱实验后来的档案研究进一步提醒我们:人不会仅因穿上制服,就自发变成施暴者;真正危险的是,有人替他界定角色、提供目标、鼓励强硬,并把伤害包装成一项正当任务。

这放到现实制度中,道理也是一样。

「为了秩序。」

「为了安全。」

「为了大局。」

「为了稳定。」

「为了共同体。」

秩序、安全、稳定等价值目标本身是正当的,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和过程同样重要。当这些目标被用来正当化程序缺失、责任模糊、声音压制等做法时,就偏离了初衷。

真正高明的规训,不只让人害怕不服从,还让人羞于不服从。

它把批评者定义为「破坏秩序的人」,把沉默者定义为「成熟理性的人」,把告密解释为「负责任」,把迎合包装成「顾全大局」。到最后,拒绝不合理命令的人反而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拒绝;执行不合理命令的人却觉得自己只是在尽责。

阿伦特谈「平庸之恶」时,强调的并不是人天生邪恶,而是人可能停止思考。一个人在制度链条中只负责自己那一小段流程,便容易说:「我只是传达命令」「我只是按规定办」「我不做也会有别人做」。

每一句单独听都似乎有道理。可当所有人都这样说,完整的伤害就发生了。

因此,一个制度最需要警惕的信号,不只是它有没有暴力,还包括它是否在不断训练人们放弃独立判断,把服从当作最高道德。

六 TRANSITION

从被迫服从到主动维护

中间隔着什么

一个人通常不会在第一天就真心相信一套伤害自己的规则。

从恐惧到信念的心理过程

1 害怕

最开始,他只是害怕

2 沉默

后来,他学会沉默

3 安全

再后来,他发现沉默能换来安全

4 好处

然后,他发现配合还能得到一点好处

5 攻击拒绝者

最后,他开始怀疑那些不配合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惹麻烦?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心理过程。

因为只要身边有人拒绝顺从,就会让自己的顺从显得不那么体面。一个还敢说「不」的人,会提醒所有人:原来还有别的选择。

这会让已经适应的人感到不安。承认这点太痛苦了。

所以,最受压迫的人,有时反而最急于替压迫寻找理由;最习惯沉默的人,有时最讨厌发出声音的人;最深信「不要惹事」的人,常常把坚持原则的人看成不懂现实。

这不只发生在政治领域。在一个压抑异议的单位、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校、一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家庭中,类似逻辑同样存在。

七 CHANGE

改变不是先改「人心」

而是先给人退路

说到这里,总有人会问:那怎么办?难道只能等所有人先变得勇敢、清醒、有尊严?

恰恰相反。

如果一种制度必须假设每个人都是英雄,才不会作恶,那它本身就是失败的制度。好的制度,不是靠道德完人维持,而是让普通人在不需要牺牲一切的情况下,也能做一个正常、诚实、有同情心的人。

因此,真正的改变,不应先从「改造国民性」开始,而应从改变制度激励开始。

改变制度激励的四件事

1 让说「不」的人有退路

拒绝不当命令的人,应当有申诉、救济和职业保护

2 让权力的边界可见

规则必须稳定、公开,执行必须可以被追问

3 让责任不能层层蒸发

发布命令、执行命令、监督失职的人,都应承担与其权力相匹配的责任

4 让人重新拥有横向的支持

独立的职业共同体、互相信任的社会组织、真实的公共讨论

米尔格拉姆实验最令人振奋的发现之一是:当参与者身边出现拒绝继续的同伴时,服从率会显著下降。

一个人面对权威,也许会害怕;两个人彼此确认,就可能获得勇气。

这就是共同体的意义。它不是用来要求每个人牺牲自己,而是让每个人不必孤身承担全部代价。

结 CONCLUSION

不要把伤口当成胎记

人性可以被压弯,也可以重新站直

所谓「国民性」,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长期制度压力留下的伤痕,当成某个民族与生俱来的胎记。

人们在连坐与监视中学会防范,在不确定的规则中学会揣摩,在惩罚异议的环境中学会沉默,在长期无力改变的处境中学会替现实辩护。这些当然会沉淀为习惯,甚至通过家庭教育传给下一代。

但习惯不是天性,伤痕也不是宿命。

制度之所以是塑造人性的第一因,不是因为它能彻底抹杀人的良知,而是因为它决定了良知要付出多少代价;不是因为它能让所有人变坏,而是因为它决定了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活下来、被看见、被奖励和被模仿。

坏制度把恐惧变成常识,把依附变成理性,把沉默变成美德,最后把人训练得彼此隔绝、彼此防范,并真心相信这就是现实本来的样子。

好的制度则应当反过来:让诚实不必冒险,让合作不必吃亏,让拒绝不义不必成为孤胆英雄。

因此,真正该被疗救的,不是抽象的「国民性」,而是那些不断把普通人推向恐惧、孤立和自我否定的制度结构。

人性可以被压弯。

也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在更好的制度中,重新站直。

学术来源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韩非:《韩非子》,尤其《二柄》《主道》《定法》等篇。

商鞅:《商君书》,尤其《弱民》《去强》《境内》等篇。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5)。

Stanley Milgram,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1974);Jerry M. Burger, “Replicating Milgram,”American Psychologist(2009).

Thibault Le Texier,Histoire d’un mensonge: Enquête sur l’expérience de Stanford(2018);Stephen D. Reicher & S. Alexander Haslam 关于 BBC Prison Study 的相关研究。

John T. Jost & Orsolya Hunyady, “The Psycholog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Ideology,”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2002).

Hannah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1963);”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1964)。

秦晖:《传统十论》及其关于「大共同体本位」「儒表法里」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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