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现实并不总是如此。
这些年，在一些地方的防艾宣传中，我们反而不断看到带有偏见、误导甚至歧视性的内容出现，而且是针对同性恋的赤裸裸的歧视。有些宣传材料，不是在帮助公众理解疾病，而是在加深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误解与恐惧。不仅没有减少污名，反而在制造新的污名。
最近发生在宁波市第六医院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有网友在该医院的厕所里发现了一块防艾宣传牌，上面赫然写着：“坚持正确的性取向避免同性恋”。这句话直接把“艾滋病”与“同性恋”进行了错误的绑定。人的性取向是可以避免的吗？性倾向又不是一种坏习惯，而这句宣传词以科普的名义出街，暴露出当地疾控明显是把同性恋看成了一种错误的行为。
艾滋病是一种疾病，谁都会得，全世界异性恋得艾滋病的人还少吗？同性恋是一种性倾向。
二者根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科学防艾应该强调的是安全性行为、定期检测、正确使用安全防护措施，而不是把某一个群体本身当成“危险来源”。
更严重的是，这块牌子并不是临时出现的，在宁波六院的公共空间里长期悬挂。直到最近被网友拍照、投诉到当地卫健局之后，才被撤下。（在此感激这位网友的勇敢行动，也感谢我的朋友冠友，昨天去了宁波六院，逐个楼层去这家医院的几十个厕所寻找这个广告牌。他说，昨天是他去厕所最多的一天。）
这并不是唯一的一块。下图是宁波鄞州区疾控中心在宁波另一家医院放的宣传内容，前两年就被网友投诉过。
看看上面的内容，不能用过失犯错找借口了，这样的传播都有点可耻了。
强哥就纳闷：本该最专业的防艾机构，怎么会成为污名化同性恋的“重点关切区域”？
一、防艾工作长期与男同群体高度绑定在中国防艾体系中，男男性行为人群（MSM）一直是重点干预对象。基层疾控人员长期接触的感染者、检测者、干预对象，确实以男同群体为主。久而久之，一种“经验性联想”形成：“我接触到的感染者多是同性恋，所以同性恋与艾滋病高度相关。”
问题是，统计上的重点人群，不等于身份本身有问题。专业训练不足时，男男性行为、HIV风险、同性恋身份被混为一谈，最终滑向“同性恋本身就是危险的”，典型的污名化归因。
二、工作人员多成长于传统保守文化疾控人员也是普通人，不少人从小就接受关于同性恋的负面叙事：“不正常的”“西方影响”“道德有问题”。进入公卫系统后，这些观念未必自动消失，而防艾工作恰好不断强化“疾病”与这一群体的连接。于是，一部分人把社会偏见“医学化”：“你看，我天天接触感染案例，所以同性恋确实有问题。” 歧视未必来自最深的恶意，但一定来自未经反思的刻板印象。
三、防艾教育长期缺少“反污名化训练”基层防艾培训聚焦流行病学、检测指标、高危行为、干预覆盖率，眼里只有指标，而没有人，更不关注性少数平等理念、非歧视沟通、污名化后果、群体信任这些人文意识。结果是，工作人员“懂病毒，但不懂人”。机械地宣传“高风险”，却意识不到类似“避免同性恋倾向”的话语，会对真实的人造成羞辱与恐惧。
四、长期存在“管理视角”而非“服务视角”一些基层机构把男同群体看作“需要管理的重点对象”，而非“需要尊重和支持的人群”。这种思维助长了隐性的道德优越感：“我们是在救你们”“你们本来风险就高”。于是，防艾工作变成带有训诫与规训感的行为，宣传材料也常见是威胁式防艾、贬抑式防艾、道德化的表达，而非科学、平等、尊重的沟通。
让人最不放心的是，这些人掌握了“医学话语权”，让污名化获得一种“科学外衣”，传播的更广，给同性恋社群带来的伤害也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