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作者一度被捕 60小时营救后脱险

《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的作者被逮捕

亲爱的读者:

4月21日凌晨4点左右,我被管理编辑Khadija Haidary接连发来的WhatsApp消息惊醒。

她先发来一句话:“警察来了。”

紧接着,我看到几张让我至今难以平静的画面:酒店外停着警车,她与年幼的儿子、丈夫坐在皮卡里,最后还有一段在伊斯兰堡遣返预备营门口拍下的短视频。

再之后,她彻底失联。

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沉了下去。

自从1月19日房东把她一家从躲藏近一年的公寓赶走后,我们就一直担心这一天迟早会来。她的移民申请仍在加拿大驻巴基斯坦使馆审核中,像许多等待二次安置的阿富汗人一样,她只能被动地熬时间。

可如今,等待本身已经成了一件危险的事。

随着巴基斯坦加紧打压阿富汗难民,继续留下去越来越难,而能避免被迫返阿的安全出路却越来越少。

我曾建议Khadija带着家人前往坦桑尼亚。那是少数仍向阿富汗人敞开、同时又有加拿大使馆可继续处理安置申请的国家之一。我也已把自己的姐妹及其家人送去了那里。

自2023年遭塔利班审讯并仓皇逃离后,Khadija一家已经在伊斯兰堡生活了两年。

她很快接受了这个方案。

我们替她办妥旅行签证、补交了在巴基斯坦逾期停留的罚款,也拿到了出境许可。

但2月26日凌晨4点,当她们抵达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准备登机时,却被拦了下来。巴基斯坦方面直接告诉她,除了回阿富汗,没有别的路。

由于她的新闻工作曾招来塔利班威胁,Khadija在2024年10月逃出阿富汗。如今她的身份更显眼,若被送回去,后果很可能不堪设想。

在联合国难民署帮助下,我们又订到2月28日的一张机票。

结果她第二次被禁止登机。对方给出的理由仍是:她和家人持医疗签证入境巴基斯坦,因此不能前往坦桑尼亚这样的第三国。

经历卡拉奇机场的打击后,Khadija一家驱车20小时回到伊斯兰堡。等他们到达时,手里的出境许可已经失效。我们只好重新申请,一个月后才拿到第二份许可。

4月20日,我们终于订到第三次航班,这次从伊斯兰堡机场出发。可是,他们依旧没能登机。

第二天,尽管仍持有有效出境许可,Khadija和家人还是在酒店房间里被捕。

他们被押往遣返预备营、采集指纹,并被列入遣返阿富汗名单。那60个小时里,他们一直被关在那里。她只被允许用5分钟手机,向家人发出最后几条讯息。

就在那短短5分钟里,她告诉我,他们可能会在4月27日周一被遣返。

那是我人生中最混乱、最煎熬的60小时之一。我既愤怒,又绝望,也无比害怕。

尽管我在领英和推特发布紧急求助时没有点名,我仍担心公开发声会让她处境更糟。过去几个月,我们正因为担心招来更多麻烦,才一直隐忍不说。

那60小时里,我这个Zan Times主编被迫面对自己长期害怕的现实:如果同事真的被抓了,我该怎么办?

我原以为,自己只会陷入彻底的孤立、恐慌和无助。

但后来发生的事,让我看到另一面。

自由新闻无限、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国际笔会等机构迅速行动,为Khadija一家提供帮助。他们拉起Signal群,协调各方资源,用尽可能多的渠道施压。自由新闻无限还帮我们聘请律师,将案件送上法庭。

联合国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也直接介入,分别致信联合国难民署、巴基斯坦人权组织、加拿大使馆以及加拿大移民部门,敦促他们立即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我们在加拿大的朋友联系使馆、移民部门和议员;身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记者与活动人士也加入奔走;甚至曾和Khadija合作过的中国记者,也搭起自己的援助网络。

那不是一次单一的干预,而是许多同时展开、彼此接力、拒绝放弃的努力。

最终,它奏效了。

写下这些文字时,Khadija和家人已经登上飞往坦桑尼亚的航班。

她终于不再被困在遣返营里。

而我仍在消化那几天的重量——她声音里的恐惧、她传来的画面,以及我们几乎因为一个只给她“回阿富汗”这唯一选项的系统而失去她。

这场危机也让我更加确定:Zan Times并不是孤军奋战。我们身后有一个更大的社群,它真心相信这份工作的意义,并愿意在最危急的时候站出来。

向所有在那60小时里与Khadija并肩的人说一声谢谢。她能重获自由,离不开你们持续不断的努力。

也谢谢你,我们的读者。感谢你们阅读、转发并支持我们的报道。

你们同样是Zan Times这个社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诚挚致意,

Zahra Nader(她/她)

Zan Times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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