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最高领袖“失声隐身”背后:伤情、权力下放与高层博弈全曝光

在战时伊朗,最高权力层传递指令的方式变得异常原始:高官先手写密信,再交由可信信使层层转送,穿过城市与乡间,最终送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隐蔽地点;他的回复也以同样方式折返。

自从今年3月与父亲哈梅内伊完成权力交接后,穆杰塔巴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外界只能看到他的书面声明,听不到声音,也见不到人,这进一步放大了国际社会对伊朗政权内部稳定性的猜测。

在美国谈判团队原计划再次前往伊斯兰堡前的最后时刻,特朗普突然叫停行程,并把谈判受阻归咎于伊朗高层“内斗严重”。他声称,连伊朗内部都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拍板。

自4月中旬第一轮旷日持久的美伊谈判未能取得突破后,特朗普已多次公开指称德黑兰领导层存在严重分裂,并表示华府正在等待伊朗提出一个“统一方案”。

不过,伊朗方面坚决否认。议长卡利巴夫在表态时称,伊朗不存在所谓极端派与温和派之争,大家首先都是伊朗人,也是革命者,并强调所有人都会绝对服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和司法总监埃杰伊等人也纷纷公开表达忠诚与团结。

“隐身”的最高领袖

这场已持续两个多月的美以伊冲突,不仅是地面与空中的军事对抗,同时也是一场高度激烈的信息战。

围绕穆杰塔巴身体状况的消息,正是信息战的核心之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之子最早出面称其平安无事;停火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哈提卜扎德也宣称他身体健康、局势尽在掌控。然而西方媒体给出的说法差异极大:英国《泰晤士报》曾引述美以情报称他已陷入昏迷;路透社则说他面部和腿部重伤,但神志清楚,仍参与战争与谈判重大决策;以色列情报系统甚至怀疑,这些伤情说法可能只是伊朗刻意放出的烟幕,穆杰塔巴或许已经身亡。

《纽约时报》近日引述伊朗官员,给出了目前最详尽的版本:穆杰塔巴自2月底空袭中重伤后,已经接受三次腿部手术,接下来还要安装义肢;同时由于面部严重烧伤,他说话也受到影响,未来可能还得接受整形修复。伊朗官员强调,他仍保持清醒,并继续参与决策,但因安全顾虑、伤势以及联络不便,他已把不少实际决策权限下放给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

在伊朗体制中,最高领袖理论上掌握战争、和平与国家战略等一切重大决定权。但在哈梅内伊晚年,随着安全威胁不断加剧,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结构其实已经开始调整。美国智库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阿里·阿尔方内指出,哈梅内伊执政最后两年,伊朗已逐步转向一种集体领导模式。这个由文官和军方高层组成的班子,曾在去年“12日战争”后于哈梅内伊躲入地堡、无法联系时,最终拍板接受停火。

穆杰塔巴接班后,负责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佐勒加德尔、新任革命卫队司令瓦希迪,以及议长卡利巴夫,被视为新权力核心中最关键的三个人物。72岁的佐勒加德尔长期在革命卫队体系晋升,最终做到副司令;67岁的瓦希迪曾是“圣城旅”首任指挥官,在伊朗非对称作战与情报体系建设中扮演奠基角色;64岁的卡利巴夫则在转入文职前担任过革命卫队空军司令。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中东与北非项目主任萨纳姆·瓦基勒分析称,如今很多决策往往先在现实中成形,之后才送交穆杰塔巴批准,他更像是承担形式性决断或签字角色。阿尔方内也认为,穆杰塔巴目前尚未真正建立个人权威,更多带有象征意义,真正掌权的仍是集体领导层,而在外部压力加剧的情况下,革命卫队的影响力尤其突出。

伴随新领导层形成,伊朗原有的安全路线也出现变化。哈梅内伊在世时,一直倾向避免卷入成本过高的全面战争,这一点在革命卫队内部强硬派看来并不够强势。2020年特朗普下令刺杀“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后,哈梅内伊没有进行激烈报复;到了2025年4月,他又选择与特朗普政府展开谈判,同样引发强硬派不满。谈判破裂后,美军空袭三处伊朗核设施,而伊朗仍相对克制,只象征性攻击卡塔尔一处美军基地,并提前发出警告,以尽量减少美方伤亡。

革命卫队内部多数人认为,如果伊朗不强化威慑,只会迎来美国和以色列更频繁的打击。因此在新一轮冲突中,伊朗首次把海湾国家的能源枢纽列为报复目标,以回应本国能源设施受袭。同时,德黑兰也更加重视保全地区代理武装,甚至坚持把黎巴嫩停火纳入最终停战安排。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瓦利·纳斯尔指出,新领导层在战略上认为哈梅内伊过去过于谨慎,结果反而换来今天的外部攻击,因此他们更愿意冒险,也更敢做以往不会做的事。

“分裂”更像一种表象

特朗普曾多次表示,希望和伊朗新领导层达成类似委内瑞拉式的安排。当年美国特种部队夜袭跨境带走马杜罗后,白宫很快与其副手罗德里格斯达成合作协议。阿尔方内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委内瑞拉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美国事前曾和罗德里格斯兄妹及军方进行秘密沟通;而伊朗战争爆发前,华盛顿似乎没有建立起类似渠道。更糟的是,以色列开战后不断暗杀潜在对话对象,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与伊朗合作的可能。

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遇袭身亡后,卡利巴夫似乎逐渐成为特朗普眼中最可能合作的人选。作为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他在伊斯兰堡的表现给美方留下老练专业的印象。美国副总统万斯后来甚至公开称他是伊朗“实际掌权者”,暗示他可能成为华府可以接触的人。

卡利巴夫早年任德黑兰市长时,就以技术官僚形象闻名。他曾在达沃斯与包括现任加州州长纽森在内的美国政界人士接触,也曾向媒体释放愿意对话的信号。虽然外界常把他归为强硬派,但最近在继续谈判问题上,他反而获得了佩泽希齐扬等温和派支持。拉里贾尼遇袭后,卡利巴夫也被视为承担整合各方力量的重要人物。

国际危机组织伊朗事务主任阿里·瓦埃兹则提醒,即便卡利巴夫看起来很像那种可能扮演“罗德里格斯角色”的人,但无论是谁,只要单独充当这种角色,都很难在伊朗政治中继续生存,因为重大决定从来不可能由某一个人独自完成。

在那场长达21小时、最终无果而终的马拉松谈判后,卡利巴夫曾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务实讲话,强调继续谈判的必要性。他提醒国内舆论,不应高估伊朗手中的筹码,也不能低估美国在军事能力上的优势,称伊朗在军事上有所收获,并不等于实力已超过美国。

不过,这番讲话也让他承受来自议会和官方媒体强硬派的巨大压力。后者批评谈判团队触碰最高领袖设定的红线,认为与美国讨论核问题本身就是战略性错误。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访问学者哈米德礼萨·阿齐兹在分析中写道,伊朗当前最重要的分歧,其实发生在强硬派内部。以卡利巴夫为代表的一支安全精英,更强调把外交当成与军事施压并行的工具;另一支则与意识形态色彩更浓的“稳定阵线”网络相连,更容易把任何灵活姿态视作示弱。

阿齐兹认为,战争爆发后,真正靠近决策核心的是安全精英,而宣传体系虽在顶层影响力下降,却依旧有很强施压能力。正因其在议会和国家媒体中广泛存在,战术层面的争论被不断放大,才让外界看到一个仿佛“分裂”的伊朗领导层,但在更深层的战略方向上,各方其实大体一致。

伊朗改革派学者哈格帕纳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战还是和”的根本问题上,改革派与强硬派并没有本质矛盾。

他解释说,反对谈判的一方认为,过去每次与美以接触,最后都换来更多军事打击,因此只有继续作战,才能创造真正有利的谈判条件;而主张谈判的一方,同样坚持底线,那就是伊朗必须得到不会再遭美方攻击的可靠保证。

哈格帕纳最后指出,即便是改革派内部,也在怀疑美伊谈判究竟是真正沟通,还是美国借停火之名重新积蓄军事力量;在华府又无法真正约束以色列的情况下,谈判本身到底还有多大意义,已成越来越多人心中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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