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完成查处涉毒指标，主动联系了社会人员徐某提供线索协助。2024年1月，徐某经由他人召集来6名未成年人，马某随即将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给徐某，后者在宾馆内引导这6名未成年人吸食，之后马某”出现”将其全部查获。
依照法律，欺骗他人吸毒且情节严重者，面临三至七年有期徒刑。《刑法》还明确规定，欺骗未成年人吸毒应当从重处罚。
六个原本正常的孩子，就这样被人设套送上了吸毒者的名单。倘若此事未被曝光，这些未成年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当作吸毒人员接受管控，其人生轨迹将就此被改写。
然而，这位设局骗人吸毒的派出所副所长，最终获刑五年，甚至未到顶格量刑。
前后一比，讽刺之意不言而喻。
关注我较久的读者或许记得，我曾写过一篇《讲点你们不知道的禁毒工作》，其中提到：
禁毒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禁毒法》和《戒毒条例》，而非治安法。这两部法律对涉毒人员有一整套登记造册、监控时限、回访核查、强制戒毒等制度，并不会因2026年封存制度的出现而失效。从法律层面看，这是完全独立的两个议题。
说到长期管控，中国的力度在全球范围内数一数二。根据《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吸毒人员一经查实，首先便会被录入涉毒专册，长期留存档案。
仅这一条，就是许多国家所不具备的制度安排。
登记在案后，禁毒工作人员会根据涉毒人员的具体情形加以区分——若属误食误用（如将聪明药、神仙水当成普通药品，或错误使用吗啡止痛的情况），则要求其接受医学诊治，依据专业机构的评估结论判断是否成瘾。若无法证明误食，则依法处罚。
第三阶段是社区戒毒。经专业评估认定成瘾后，公安机关将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并向本人及家属送达书面决定，同时通知其户籍地或居住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戒毒由专职工作人员、社区民警、医务人员、家庭成员及禁毒志愿者共同组成工作小组推进落实。
可见，大家担忧的”身边有人吸毒却无人过问”的问题，公安机关早就建立了相应机制——家属、社区、街道、医疗机构，每个环节都会接到通知。
第四阶段，收到社区戒毒通知的涉毒人员，须在15日内向执行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报到，社区戒毒期限为三年。
就是三年起步。
有留言者曾表示，对涉毒人员怎么也该先观察两年。我只能说，两年其实已经低于国家的标准了。
第五阶段，涉毒人员在社区戒毒期间须随时配合检查，外出需提前请假。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报到者，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直接转入强制隔离戒毒；在戒毒期间违规者，如拒绝检查、擅自外出或偷吸毒品，同样转入强制隔离戒毒。若公安人员判断其毒瘾深重，也可跳过社区戒毒环节，径直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
第六阶段，强制隔离戒毒期为2年，期满后若仍未戒断，可再延长一年。强制戒毒不设次数上限，期满后再次被发现复吸，则再度强制戒毒。某位知名球星刚解除强制戒毒不久便再度被查，想必球迷都知道我说的是谁。
第七阶段，即便强制隔离戒毒期满、经专业认定已戒断毒瘾，出来后还要接受社区康复，又是三年。被责令接受社区康复者，须在收到书面决定15日内向户籍地或居住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到，签订康复协议。拒绝接受或严重违反协议者，且再次吸毒的，将再次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且不得提前解除。
算算看，几个三年叠加下来？
请不要轻信坊间传言。我国的禁毒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力度最大、体系最完善之列。《戒毒条例》开篇即规定，公安机关对吸毒人员进行登记并依法实施动态管控。我们建有涉毒人员预警系统，涉毒人员在购票、住宿、上网等场景触发系统识别后，当地警方将实时介入核查。
这套禁毒体系放眼全球，绝对算得上名列前茅。
之所以大篇幅引述旧文，是希望各位认真想一想：若非此事侥幸被曝光，那六个孩子将背负多少年的黑锅？他们的人生，基本就此毁了。
稍加检索，还能发现更多。2012年，新华社和正义网均有报道：广西南宁一名大四学生徐某，为300元报酬兼职送货，结果被警察当场逮捕，送的货里搜出毒品。相似情形同样发生在中专毕业的黄某身上，黄某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其律师怀疑警方系”钓鱼”执法。警方承认，委托送货的人正是他们安排的涉毒人员。
此处特意点名报道媒体，一家是新华社，一家是正义网——均在报道中直接提及办案单位疑似”钓鱼执法”，为完成指标而将无辜者拖入案件。
2017年，《光明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浙江法制报》等多家媒体也报道过类似案件：齐齐哈尔某局长李某授意干警寻找人员冒充吸毒者以完成指标，部分干警、协警以给好处费的方式让亲属等人冒充吸毒者，共编造吸毒案件26起。
若再深入检索，还能找到某地所长王某，因担心涉毒指标连续两年不达标、面临降职，指使辅警通过线人花钱从劳务市场雇来13名无业人员冒充吸毒者，编造30起吸毒案，全部录入系统。（《法制日报》2018年11月5日）
碍于篇幅，更多案例无法逐一展开，各位可自行检索。总而言之，这类事并非头一次出现，未来能否杜绝，似乎也难以乐观。
公安部早在2013年便三令五申，严禁下达”发案数””破案率”等脱离实际的考评指标。然而现实摆在眼前，考核压力依然存在，为完成考核而将普通人卷入案件的现象同样没有消失。
借用《光明日报》社评中的一段话：
编造吸毒案件的动力，直接源自上级的考核”指标”。若设置执法指标的做法本身就存在问题，是否也应该一并得到追责？继而，不当的执法指标不废除，又能否真正杜绝下一个李某的出现？
上级对某项执法行动搞结果排名，出发点或许并不难理解。但以排名结果直接衡量执法表现，显然存在根本性的偏差。例如，有民警就指出，克山公安分局涉毒案件之所以少，是因为克山农场吸毒人员本就有限——然而查处人数少、排名靠后，局长李某个人便面临被调离、降级或受到其他处分的压力。由此形成了一个荒诞的悖论：一个辖区的吸毒人员越少，对当地公安机关的考核反而越不利。这个悖论不仅直接诱发了李某这类造假行为，更让整个执法行动的初衷蒙上了阴影：对涉毒人员实施”查控收戒”，究竟是为了切实减少吸毒者，还是只为彰显执法政绩？
这才是最令人不安之处。公安干警平时工作做得越出色，越有可能在考核中不达标。正如某句话所说，真把事情做干净了，下一年的业绩又拿什么来写？那些高喊”不能让公安干警流血流汗又流泪”的正义人士，是否也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安干警正被考核压得喘不过气，不仅要流汗、流泪，甚至被逼到以身试法的边缘。此外，本文提及的这个案例算是”幸运”地被曝光了——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又有多少？微博上层出不穷的喊冤声里，又有多少人是被人为设了局？无从得知，细想之下，令人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