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应对老龄化浪潮,不能止步于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更要让这一群体积累的宝贵经验转化为切实的经济动力。
2025年夏天,54岁的潘玉丽从一家国企财务岗位上退了下来。没想到,仅仅休息了一个多月,她便通过招聘平台找到了新方向,以审计顾问的身份加入了一家科技公司。
令她意外的是,简历上特意标注的”已退休”字样,并没有成为障碍,反而吸引了好几家企业主动联系。最终,她选择了离家不到5公里、待遇过万的这家公司,签的是劳务合同。
潘玉丽这样”退而不休”的经历,如今并非孤例。随着老龄人口持续扩大,”银发就业”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这一趋势背后,一场从中央到地方、旨在系统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行动,正在2026年春季密集展开。
仅2026年3月,上海、内蒙古、天津等多个地方便相继出台了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老有所为”的政策文件。其中,由上海28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实施方案最为系统全面;内蒙古着眼于结合银发经济、数字经济培育老年就业新增长点,并放宽了乡村公益性岗位的年龄限制;天津则明确要求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多元化岗位,在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设立老年人专区,切实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此外,重庆和安徽黄山市也在同期推出了相关政策。
这些几乎同步推进的地方探索,标志着”银发就业”已从一个社会话题,演变为一项有据可依的公共政策行动。
这场政策竞速的底层逻辑,是中国人口结构的深刻变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则进一步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一个共识正在凝聚:应对老龄化,既要兜底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要让他们的经验与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持续发光发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姜全保认为,近期各地密集出台的政策,其深层价值在于推动一场认知层面的根本性转变——从将老年群体视为需要被赡养的对象,到将其重新定义为可被持续开发的社会资源与发展力量。

各地政策如何落地?
从顶层设计看,2025年4月,民政部联合中央组织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19个部门印发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元化、个性化就业岗位,并着重强调须依法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权及工伤保障权,为后续地方实践确立了制度框架。
在地方层面,重庆率先行动,由19个部门联合出台35条具体举措,将老年人正式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并探索超龄人员工伤保险机制,开辟维权”绿色通道”。
上海的跨部门协同力度尤为突出——28个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不仅要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设立老年人专区、支持退休专业技术人员被返聘,还创新性地鼓励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银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上海市政府参事、华东师范大学老龄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瑞君指出,上海60岁至70岁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健康状况良好、社会参与意愿强烈,此次方案正是要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固化为系统性、制度化的安排。
内蒙古立足本地实际,重点为老年人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打通渠道,允许将乡村公益性岗位年龄上限放宽至70周岁。天津、安徽黄山等地也各具特色,结合当地资源优势打造差异化服务模式。
纵观各地实践,一条演进路径日渐清晰:政策重心已从最初的”倡导鼓励”,转向涵盖岗位开发、技能培训、权益保障、争议调解的全链条支持体系。

“银发打工族”的权益如何保障?
在各地政策中,将超龄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无疑是引发最多关注的突破。
由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老年人通常无法与用人单位确立标准劳动关系。这意味着一旦在岗受伤,工伤认定往往困难重重,索赔过程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遭遇欠薪或招聘陷阱时,法律身份的模糊也让维权之路愈发艰难。
国家层面已率先破冰:2025年7月,人社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首次为超龄劳动者在国家层面拟定了专项权益保障框架,明确用人单位应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
地方层面则更进一步。上海要求,在引入老年就业人员的同时,必须依法保障其报酬权、休息权和安全工作环境权利,并将探索将老年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列为重要举措。重庆同样明确提出推行超龄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并配套设立法律咨询和劳动争议调解的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一种名为”补充工伤保险”的制度创新正在多地加速试点——由政府引导、用人单位自愿参保、商业保险机构承办,作为现有工伤保险制度的补充和拓展。2026年3月,河南省决定在郑州、洛阳、南阳试点基础上全省铺开,明确将70周岁以内的超龄从业人员等七类群体纳入保障范围。石家庄作为河北省首个试点城市,相关办法已于2026年1月正式施行。
然而,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指出,从政策到广泛落地仍有现实阻碍:《劳动合同法》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在终止条件上标准不一,导致许多超龄劳动者难以被认定劳动关系,维权无门;此外,部分企业以商业意外险替代工伤保险,但二者在赔付范围和额度上相差悬殊。

“抢饭碗”还是”补空缺”?
支持老年人再就业的政策方向,随即引发了一个社会疑问:在青年就业压力尚未消散的当下,鼓励老年人重返职场,会不会和年轻人抢饭碗?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对此态度鲜明:老年人与青年人的就业市场,总体上是”补位”而非”抢位”的关系,二者本质上分属不同赛道。年轻人就业多集中在金融、科技、新媒体等新兴领域,而老年人再就业则更多面向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及行政辅助等岗位,两者呈现互补态势,交叉领域相当有限。
吴瑞君进一步阐释: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岗位从体力主导转向经验与技能驱动,例如教师、医生等职业尤其看重专业积淀。在人工智能时代,老年人的阅历与经验,与青年人的创新热情和数字能力结合,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代际协同。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指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年龄歧视,特别是针对大龄体力劳动者的”一刀切”,造成了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他的调研还发现,中国年龄友好型岗位的数量不增反减,这与老龄化加剧、劳动力趋于短缺的趋势形成反差——从长远看,鼓励企业提供更多老年友好型岗位,才是根本出路。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则以教育部”银龄教师”政策为例:许多退休教师奔赴西部边远地区继续执教,成效显著。她强调,当前的关键在于增强各行业政策的包容性,让有专业技能的退休人员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所长,这不仅是对老年人力资源价值的认可,对年轻一代也有积极的传帮带意义。
多位专家的共识是:鼓励”老有所为”,绝不是忽视青年就业。解决就业问题的核心,在于创造更多高质量岗位,让不同年龄段的劳动者各尽其才,形成互补合力,而非零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