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廿二,阿成手下的工人总算全部到齐。
今年的开工时间又比往常拖后了不少。这个向来闲不住的小老板足足等了两周。正月初八他便驾着自己的特斯拉Model Y回到泉州晋江,在”三大鞋王”的发源地陈埭镇,张罗新一年的生意。
阿成在陈埭做鞋模具加工,属于鞋厂的上游环节,走的是外贸路线。去年他的订单缩减了近三成,曾经动辄8万到10万双的外贸大单,如今客户肯下1万双就算不错了。
利润也大不如前。过去一双鞋的模具能赚八块,现在只有两块的余地。以往不太计较价格的海外客商如今也变得精明,一块两块也要反复讨价还价。阿成感叹,眼下生意艰难,有时接打样纯粹是为了维护客户关系,根本不指望赚钱。

特步集团智能运动鞋生产线上,工人们正赶制出口订单/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外界最常听到的是,这片土地走出了26位身家百亿的富豪。此外还有”每7个人中就有1个当老板”的说法,营造出一种遍地黄金、触手可及的致富想象。
晋江治下的每个乡镇几乎都有各自的支柱产业。阿成所在的陈埭镇以鞋业闻名,搅动中国运动鞋服格局的安踏、特步、361°三大品牌皆从此处起步。
往安海镇方向是食品产业,盼盼集团即从那里发轫;磁灶镇主做建材陶瓷,产品远销海外;再加上内坑的拖鞋、东石的伞具……
“一镇一业”密集排列,共同撑起了一个拥有超50家上市公司的县级市,GDP突破3800亿元,经济体量位列全国百强县前三。

361°晋江五里服装基地研创大厦外景/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然而数据之下,真正走进陈埭,你会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反差。
街巷并不宽阔,厂房略显老旧,楼与楼紧紧挤在一起,电线杆密密麻麻。一些多层建筑乍看像民宅,走近才发觉挂着鞋厂招牌——前店后厂、厂宅一体的实用主义建筑,正如他们同时供奉关公、菩萨和土地公的神龛,”礼多人不怪”。

厂宅合一的建筑/施晶晶摄
这里全然没有现代化产业园区的气息,更像是一个成长了数十年、从未停下来收拾自己的地方。
财富传奇与乡镇街景之间,是一个更为立体的晋江。
01
流动中的工人
阿成的工人没有一个是晋江当地人。他们来自四川、江西、河南,就连阿成本人也是从闽中过来的。
二十多年前他来这里打工学做鞋,后来抓住机遇添置了设备自立门户,到今年正好第十个年头。
如今陈埭挤满了外乡人。除了安踏、特步等行业巨头,多数工厂由外地人经营。最初在此做鞋的本地人如今摇身变成了房东。
陈埭的土地——特别是靠近主干道的厂房用地——经过几十年增值,早已成为一种稳定的资产。本地家庭把厂房租给外来工厂主,每年坐收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租金,日子过得远比亲自操作机器惬意。

紧邻主干道的厂房用地,已成为一种稳定的资产/施晶晶摄
本地人的撤退是分阶段完成的。改革开放之初,联户集资兴办乡镇企业的浪潮中,本地创业者凭借闲钱、闲人和闲房起家,成了晋江制造业第一代拓荒者。后来产业扎根,安踏、特步等龙头脱颖而出;更多人没能做大,却手握土地和房产,渐渐将厂房出让、住宅改建为公寓,一步步退出生产前线。到今天,本地人大面积活跃在制造一线的时代已经翻篇了。
外乡人填上了这个空缺,从五湖四海涌来,接管了乡镇产业的日常运转。
颜叔在陈埭经营一家蓝领工人培训公司,在这里扎根了二十余年,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据他说,许多外来工厂主也是从打工起步,一边攒经验一边存资金,等到老东家不做了或自己摸透了某道工艺便自立门户。
但如今,不少在晋江打拼多年的老工人开始回流。有的攒够了钱回乡盖房开店,有的觉得年纪渐长吃不消流水线的节奏,即便手艺依旧过硬,企业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争着抢着要。
另一边,大批年轻人对工厂兴趣寥寥。鞋模具、鞋底、鞋面——这条产业链里几乎没有哪个岗位是年轻人向往的。家庭作坊式工厂没有社保公积金,加班是家常便饭,对看重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年轻一代更缺乏吸引力。

晋江卡尔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服装车间,工人赶制订单/新华社记者周义摄
老工人退居幕后,新血液又不愿入行。两端同时在松动,中间的制造业只能靠一群来去频繁的外来务工者苦苦支撑。
留下的工人还面临一个鲜少被提及的内部矛盾。阿成提到,晋江工厂的工资有时的确高过厦门、福州,但这份”高”是靠超长工时换来的,这套用工逻辑在家族作坊中已经固化多年。
也有工厂主尝试推行八小时工作制,但反对声最大的往往正是老工人:一搞八小时,工资从12000降到8000,他们不干。在流水线上干了大半辈子的人只认一个道理——多干多赚,工资够高就行,老家多盖一间房才是正事。在他们看来,改变不是进步,而是损失。
这种用工困境并非晋江独有,几乎所有传统制造业重镇都在经历同样的阵痛。
02
粗放的财务管理
阿成算了算账,这些年跑掉的货款已有五六十万之多——”至少能买一辆奔驰”。
所谓跑单,就是货发了出去,钱却没回来。对方给出的常见理由是上家的货款也没收到,资金周转困难。
陈埭镇的巷子里偶尔可见墙角贴着”合法讨债”的小广告。这种在许多城市早已消失的街头告示,在这里仍然存在,仿佛一个无声的注脚:催债是一种刚需。

陈埭镇巷子墙角贴着”合法讨债”的小广告/施晶晶摄
“只要不出三角债,什么生意都好做。”颜叔言之凿凿。
三角债是中国制造业的痼疾。在晋江鞋业这样的产业链条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极为罕见,赊账、账期才是常态。一旦A给B做了货,而B的下家C迟迟不付款,B就无力结算A的货款。钱并非蒸发了,而是卡在链条某个节点上,流转不起来。
在陈埭这种高度集聚的产业集群里,每家厂子既是别人的下游,也是别人的上游,一旦某个环节出现违约,连锁反应便会迅速蔓延。
本地小微鞋厂之间,合同往往极为简化,甚至只靠一张订单外加口头约定,真正维系交易的是熟人推荐。在订单充裕的年代,这套方式运转自如,偶有坏账也能被新单覆盖。可一旦行业进入利润收窄、订单波动的周期,风险便会集中爆发。
更让人忧虑的是一个新苗头。阿成认为,有些欠款并非对方真的没钱,而是故意拖赖。有客户收到了上家付款,转手投了别的项目,等供应商来催账就推说周转困难。”有些人就是在赖皮。”阿成说,这种情形近年越来越多。

生意艰难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在流失/AI制图(诺言)
按理说,市场越成熟信誉越应被珍视,为何赖账反而变多了?颜叔感慨道:”生意难做了,归根到底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在流失。”行业整体下行,利润日渐微薄,部分人开始把挪用货款当作短期自救手段。加之产业集群内人员流动加速,长期合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用约束正在松动。
三角债背后也暴露了家族式经营缺乏财务纪律的问题。工厂的钱和老板个人的钱在同一个口袋里进出,专款专用从未被认真对待。顺风顺水时粗放管理尚可消化,而一旦订单缩减,哪怕一个环节的延迟都可能令整条资金链断裂。
对大企业而言,账期不过是财务管理中的常规事务,有法务兜底也有多元融资渠道。可对小厂来说,这却可能是生死线——工资得发、房租得交、原料得买,货款迟迟收不回,甚至一笔十几万的坏账都能卡住命脉。
“现金流是企业的命根子,就像人不能缺空气。”颜叔说,”利润可以暂时放一放,但现金流一天都不能断。”许多小微鞋厂最终并非因亏损而倒闭,而是被现金流拖垮——做了一百万的产值,收回来的只有二十万,只好关门大吉。

现金流是小微鞋企的命脉/AI制图(诺言)
在这个人人都是老板的”中国鞋都”,有一种压力很少被外人看见。颜叔自嘲:”如今不少年轻打工人自称’牛马’,可对我们来说,很多人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房租水电、工资原料、税费开支样样不能少,当老板才是更大的’牛马’。”
对诚信经营的厂主来说,贷款或许是救急喘息的一条路。阿成说以前中小微企业申请经营贷款相当困难,”如今门槛降低了不少,利率也不算高,银行会实地勘查是否有可作抵押的设备”。
03
旧打法已不够用
一条清沟河穿过陈埭镇。河的南岸是岸兜村,丁和木在此创办了安踏;往东南行至江头村,丁伍号带领361°由此出发;河的北侧是溪边村,丁水波与特步从这里起步。中国运动鞋服三巨头就这样从同一个乡镇先后走了出来。

安踏集团博物馆中展示安踏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合作/图源:新华社
三位创始人都姓丁,绝非偶然。陈埭素有”万人丁”之称,彰显大姓宗族的地位,丁氏族人就散居在江头、岸兜、溪边等七个回族行政村。改革开放初期,陈埭群众联户集资创办股份合作制企业,乡镇企业热潮逐步兴起。同姓同宗、守望相助的宗族网络为创业提供了天然的信任基础和资金纽带。
他们是晋江”品牌立市”口号下最早的一批践行者。品牌崛起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一次强烈刺激:1998年泉州人在一场国际鞋展上发现,晋江运动鞋5美元一双出厂,贴上洋品牌就卖到99.9美元,而展厅中央全是国际大牌,晋江鞋被挤在偏僻角落。同年晋江市提出”品牌立市”战略。
以晋江体育鞋服为代表的品牌崛起之路,有一条反复被复盘的路径。第一步,斥重金签约明星代言,在CCTV-5密集投放广告,借大型赛事高频刷脸。2006年世界杯期间,晋江品牌的广告占据了CCTV-5大约四分之一的广告时段,”晋江频道”的戏称由此得名。从2004年到2018年,晋江品牌累计投入电视广告费用高达65亿元。第二步,上市融资,筹集大量资金,拉开与竞争对手的差距。第三步,跑马圈地,大举扩张门店网络。一轮轮豪赌将鞋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扛过去的品牌越做越强,没扛住的要么沦为白牌,要么彻底消失。

1999年安踏签约乒乓球世界冠军孔令辉,以”我选择,我喜欢”为广告语
然而,当年借以打响品牌的那扇窗口已经变了。”只沿用过去那套打法肯定行不通了。”颜叔说。不仅电视广告的观众在流失,就连春晚广告的C位,都从互联网巨头换成了AI应用和机器人公司。
过去十年间,最受关注的福建品牌是这样一批新面孔:宁德时代凭动力电池卡住了新能源产业链核心位置;总部在厦门的瑞幸咖啡用互联网思维重塑了咖啡市场;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是龙岩人,用算法缔造了抖音等现象级内容平台。这些新势力崛起所依赖的技术积淀、资本运作、营销创新和数字化能力,恰恰是晋江产业生态中最为稀缺的要素。
这并非要用新赛道的标尺苛求晋江。乡镇制造业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承接大量普通人就业,提供低门槛创业沃土,构成中国出口经济的毛细血管。在偌大的中国,能做到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晋江堪称凤毛麟角。
我们追问的是:县域经济的天花板是否就是晋江这个高度?那些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新兴行业是否天生只能在大城市扎根?传统制造业还有多大向上突破的空间?

宁德时代总部
晋江的发展历程或许揭示了一个规律:当比较优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产业集聚之上,它能将制造业推到相当高的水位线,但比较优势本身是历史性的、动态演变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晋江找到了那个时代独有的优势;而当下经营成本不断攀升、利润日渐稀薄,旧有的优势正在被挤压,而接班的新引擎还没有完全成型。
2025年,晋江成立了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试图为本地企业打通线上出海的通道。陈埭乃至整个晋江的中年小微厂主们,不仅要一如既往把产品做好,还得学着搞营销,跟年轻人抢流量。
04
落地生根
走进陈埭镇,在种种反差中,你能感受到一种彻底的生产实用主义。
前店后厂、厂宅合一的建筑随处可见,方便的是生产而非生活。偶尔冒出的罗马立柱私人别墅,与对面红砖砌成的厂房外墙、隐约传来的机器轰鸣形成鲜明对照。主干道上,密集的电线杆竖在路中央,自然而然隔出一排停车位,两侧各分出一条单行道,空间更显逼仄。
从陈埭驱车前往晋江市区,景致明显切换——道路更宽阔,绿化更充分,生活区与生产区界限清晰,雨后的城市面貌更显崭新。
回头再看陈埭,城乡的时间差尤为刺眼:一个年产值数千亿元的县域经济体,其产业活力最旺盛的乡镇却仍带着上世纪工业化早期的烙印,基础设施的更新速度远远落后于它对城市GDP的贡献。

游客在福建晋江梧林村枪楼游玩/新华社记者肖潇摄
正月十二走在陈埭街头,大多数餐饮店仍在春节的休整中。那些住在公寓里的工人正在四川、江西、湖南某个县城或村庄,度过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团圆时光。对他们来说,千里之外的陈埭只是一个赚钱的地方,家和根都在别处。
这种”过客”心态也延伸到在此开厂的外来工厂主身上。他们比工人扎得更深——租了厂房、买了设备、积累了客户,一做就是十几二十年。可他们与这片土地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高度流动的熟人网络终究无法完全替代宗族编织的深层联结,而许多厂主又很少主动寻求合同与法律的制度保护。
因此,不少小工厂主的真实生存状态比想象中更接近工人,而非”老板”这个字眼在外人心中的样子。阿成说自己常常是每天最早来、最晚走的那个人。即便开得起特斯拉Model Y,也照样为越来越薄的利润焦虑,为收不回来的货款懊恼。吃过亏之后他练就了一种识人的直觉,”凭第六感”判断客户靠不靠谱、是不是在吹牛。
晋江过往的传说是有名有姓的——它们是产业集群中最幸运的一批种子,在时代红利最充沛的年份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和养分,长成了参天大树。可大树之下是更广袤的灌木丛——无数个阿成,无数个作坊小厂,随订单多寡而起伏,随账期长短而焦虑。他们的存在从来不是传奇的一部分,但没有他们,这座城市的传奇也无从谈起。

福建晋江梧林村/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如今真正需要被看见的,是每天最早到、最晚走的阿成,是从四川江西赶来、在流水线上熬过漫长工时的工人——正是他们在支撑着这个地方的真实运转。
这里的每一个普通人,都配得上比传奇更踏实的东西:一份有保障的劳动合同,一个工时合理、能缴社保的岗位,一个不用担心货款打水漂的营商环境,一座不仅为生产而建、也为生活而建的城镇。
告别过往的传奇与人物神话,把目光拉回到地面,拉回到那些日复一日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却始终以”过客”自居的人身上——让他们在这里更体面地劳动,更有尊严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