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专业调整潮涌:AI时代,受影响者为何表现平静?

当大学里你所学的专业突然从招生目录中消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近期,中国传媒大学宣布一次性撤销16个本科专业,其中不乏摄影、翻译等广为人知的学科。这一消息迅速登上热搜,引发公众对“有些专业正被时代淘汰”的感慨。曾承载无数学生梦想的专业名称,就这样从高校招生简章中抹去,令人唏嘘。

事实上,高校专业的动态调整已持续多年。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至2024年间,全国高校在新增8510个专业的同时,也撤销了5345个专业。仅2024年,全国高校撤销专业点数量便高达1428个,创下历史新高。中传此次专业调整,正是全国高校专业结构性变革的一个缩影。

中国传媒大学。(图/视觉中国)

在传统专业逐渐淡出的同时,国内高校的专业设置正紧密追随科技发展潮流,加速迭代,尤其在人工智能领域。2024年度本科专业备案审批数据显示,人工智能专业新增91个布点,位居全国首位;近五年内,已有41所“双一流”高校增设此专业。全国高校累计新增“智能”“智慧”类专业超过2100个,AI相关课程也全面融入文、理、工、艺等多个学科体系,打破了传统学科界限。

随着AI工具日益普及,其在文案创作、设计、翻译、视频生成及海量数据处理等方面的能力,正逐步取代部分基础性岗位。这种“一退一进”的鲜明对比,促使人们深入思考:人工智能真的能完全替代人类吗?传统学科又该如何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采访了三位相关专业的学生和资深教师,倾听他们在高校专业“进退关口”最真实的观察与思考。

站在专业调整的边缘:摄影毕业生阿遇的视角

去年从中传摄影专业毕业的阿遇,目前在广东一家手机厂商从事影像评测,协助优化手机的影像效果。对于母校摄影专业被撤销的消息,他并不感到意外。早在毕业时,他就得知该专业将并入影视制作。他回忆班主任曾说,尽管摄影专业在软科排名中位列双A+,但已是最后一年招生。阿遇坦言,中传摄影专业在校内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与新闻、播音等王牌专业相比,设施维护和资源分配均显不足。

中传的摄影专业经历过多次调整。阿遇入学时了解到,2015年前,摄影类专业曾分为多个独立招生方向,如电影电视剧、图片摄影等。2016年,这些方向合并为影视摄影与制作。直至2019年,摄影专业又恢复独立招生。

阿遇大学时组织班级读书会讨论摄影画册。(图/受访者供图)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摄影系自2002年成立以来,作为传媒院校影视学科下的一个分支,面临诸多办学挑战。相较于美术或新闻院系下的摄影专业,它既缺乏严谨的造型训练,也缺少明确的就业出口。为此,该专业着力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拓宽学术视野、训练思维方法,并积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

大学期间,阿遇积极参与各类项目,包括为时尚杂志拍摄明星、产品广告,以及为国家话剧院拍摄定妆照。这些项目按日薪结算,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然而,影视拍摄工作强度大,需要长时间搬运设备、熬夜,他和同学的体检报告中曾出现转氨酶偏高的情况。

阿遇在中网做摄像。(图/受访者供图)

尽管实践经验丰富,阿遇在毕业后发现,商业拍摄与目前的影像评测工作存在显著差异。他解释道,商业拍摄侧重服务甲方,追求画面美观并融入个人艺术表达;而评测工作则需在工程技术与审美之间架设桥梁,将用户视角与专业审美量化后,传递给不具备审美知识的前端工程师,两者思路迥异。

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阿遇表现得异常平静。他所在的摄影专业早已开设AI课程,专注于Midjourney等文生图工具的应用。他认为,AI工具的使用有一定门槛,关键在于对提示词的精准把控,这需要大量的学习和调试。缺乏系统光影、构图知识的非专业人士,难以判断AI生成画面的优劣,也难以撰写专业的提示词。

目前,AI生成的影像在空间感、质感上仍有瑕疵,长视频的镜头衔接也存在破绽,与人类审美存在较大差距。阿遇并不担心AI会取代他的工作,他认为AI最先淘汰的将是流水线式的影像产品,例如电梯广告。

阿遇班级中约三分之二的同学选择升学,其余三分之一直接就业。他曾报考北电摄影系研究生,惜以两分之差落榜后,放弃了二次考研,转而投入春季招聘。他主要投递了两类岗位:一类是视频广告公司、制作公司、数码自媒体,另一类是手机厂商及大疆、影石等影像相关企业。

考学时,阿遇拍摄作品集。(图/受访者供图)

尽管错过了秋招,他仍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岗位。但部分小公司的面试流程并不规范,例如一家公司邀请他面试竖屏短视频摄影师,却因负责人身在海外,面试拖延半月后最终发来拒信。

阿遇曾考虑回浙江老家发展,但当地影像和传媒公司数量有限。他还面试过省内广电部门,除了专业问题,对方还询问家庭背景、收入和婚恋状况,暗示该工作仅能维持温饱。基本工资加绩效、加班费,最忙时月薪约8000多元,在杭州生活压力较大。

最终,阿遇选择了现在的工作,既因为对影像工程开发感兴趣,也因为专业契合度高,上手迅速。入职以来,他已完成两个项目,每个开发周期约4至5个月,采用成熟的IPD研发流程。工作强度虽然较大,但规律性强,项目期间通常上午9点半上班,由于影像调优常需夜间拍摄录制,故常忙至晚上10点以后。

大学期间,摄影带给阿遇最大的成就感是作品在大荧幕上放映并获得大众认可的瞬间。而现在工作中的成就感,则源于看到消费者使用自己参与调优的手机拍照、拍视频。

阿遇在布置自己的展览。(图/受访者供图)

阿遇认为,优秀的摄影审美已成为一种直觉,通过大量接触艺术作品和影像内容,自然能辨别照片优劣。从工程角度分析,则会从自动曝光、色彩、清晰度等多维度进行标定,内部也有白皮书界定不同影调风格。然而,审美因个体差异大,难以用一句话概括或统一标准。

他坚信:“人工智能无法取代具备系统审美和实操能力的专业摄影师,尤其在商业现场拍摄、文献纪实、影像产品开发等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只会持续增长。”

黄金时代之后:翻译教育者崔老师的思考

深耕翻译教育十余年的崔老师,亲历了翻译专业的兴衰。据他所在学校的就业数据显示,翻译专业本科生逾50%选择保研或考研,加上出国深造者,升学率高达70%,仅30%直接就业。硕士层面,每年招收110多名翻译硕士,但真正从事专职翻译工作的毕业生仅两三人,多数从事语言相关工作。近十年数据表明,70%的研究生进入企业,其余20%至30%则流向高校、中学或银行等机构。

崔老师对中传撤销翻译专业表示理解,他认为院校在调整专业设置时必经综合考量,尤其当该专业并非学校的强势学科时。

他回忆道,翻译专业的“黄金期”大约在2006至2016年。2006年,国内才正式设立翻译本科专业。次年,高校开始招收翻译硕士(MTI),最初仅有15所“双一流”及重点外语院校获批。随着审批门槛后期放宽,至今天全国开设翻译硕士专业的高校已达371所,数量激增也埋下了隐患。

2020年,崔老师带领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们参观交流。(图/受访者供图)

崔老师在2016至2017年间曾对全国翻译专业硕士培养高校进行调研,覆盖了95%以上招收翻译硕士的院校。调研报告揭示,许多高校的翻译课程存在问题:理论内容过多而实践不足;教学内容陈旧,停留在基础翻译层面,与行业实践严重脱节;专业扩张过快,数量激增但培养质量未能同步提升。

中国翻译协会2025年发布的报告也指出,全国309所高校开设翻译本科专业,但部分院校的师资、教学资源和教材内容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导致教学质量欠佳、毕业生就业困难,最终不得不撤销专业。

崔老师深感学科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受“学好数理化”观念影响,他当年选择了理工科的纺织机械专业。该专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是“铁饭碗”,但等到他毕业时已逐渐没落,如今仅少数院校保留其方向,专业本身已近乎消失。

崔老师在攻读机械专业硕士期间,国内尚未设立独立的翻译专业。当时,既懂外语又精通专业知识的人才稀缺。通过大学英语六级后,他在《北京人才市场报》上看到翻译公司招聘信息并应聘成功。1996年,作为公司唯一的实习生,他在名校硕士出身的同事指导下,主要翻译Office 97帮助文件,每月可获1500元薪资,远超当时北京普通职工收入。

崔老师在翻译系教学研讨会上。(图/受访者供图)

求学期间,崔老师对计算机产生浓厚兴趣,常在中关村学习并在清华紫光等公司实习。他自学C语言、C++编程,泡图书馆查资料,并用三年时间完成了机械专业(计算机图像处理方向)的博士学业。即便多年后,他仍会梦到“毕不了业”的场景,这让他对当下学生的学业和就业压力感同身受。

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软件公司担任程序员、软件测试工程师,后又转入专业翻译公司,历经外资、私企,甚至自主创办过翻译和软件公司。如今,他已在高校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工作十余年,讲授计算机辅助翻译、AI+翻译等实践类课程。

从业数十载,崔老师见证了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他认为,AI翻译工具的发展以2016年为关键转折点。那年谷歌神经机器翻译系统问世,大幅提升了翻译质量。2022年后,ChatGPT等AI工具的普及进一步冲击了翻译专业,甚至有学生觉得自己的翻译能力不如AI精准。

2025年,崔老师为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讲授“AI翻译”课。(图/受访者供图)

崔老师指出,AI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限于翻译专业,许多其他专业也深受影响。他判断,基础性翻译工作被技术取代已是大势所趋,未来翻译行业模式将转变为“机器初译+人工精修”,对翻译人员的能力要求更高。

高校也在积极应对AI带来的挑战,普遍开设AI课程并启用AI查重机制,以防学生过度依赖技术而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崔老师强调,当下培养翻译人才必须走复合型、跨学科路线。单纯的文字翻译可被AI替代,企业更看重综合能力。只会外语、不懂技术、不善用AI的学生将缺乏竞争力。

他感慨,尽管理工科长期受青睐,但未来将是文理结合的天下。人文素养能弥补理工科思维短板,处理技术无法触及的价值观、沟通等问题,复合型人才才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社会学的春天在哪里?杨博士的求职之路

杨博士在社会学领域深耕十余年,从中部一所211高校的社会工作本科,一路攻读至国内顶尖高校的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去年博士后出站后,他进入一家校企,从事教育方向的新闻与政策研究工作。

他回忆,当初选择这条道路纯属偶然。彼时中国刚加入WTO不久,国际贸易、经济、金融等专业异常热门。杨博士高考报考了中央财经大学的国际金融专业,但当年该专业在河南的录取分数线飙升,远超预期。落榜后,他本打算复读,却在班主任建议下尝试补录。当时一所中部211高校在河南补录,剩余专业包括俄语、汉语言文学、思政和社会工作。杨博士误以为“社会工作”是为就业而设,便稀里糊涂地填报了。

入学后他才发现,社工专业中大半同学都是通过河南补录而来。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位同学因专业和学校环境与预期差距大,认为自己应有更好的发展,军训未结束便退学复读。

幸运的是,该校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学专业课程相近,实行通识培养。除了专业基础课,还有与香港福利机构合作的实践项目,赴偏远地区为孤儿和留守儿童开设暑期班,教授生活技能和生理知识。杨博士清晰记得,大一时老师曾说:“你们赶上了好时候,社会学的春天要来了。”

杨博士就读的学院。(图/受访者供图)

然而,社会学的春天迟迟未至。毕业后,班上真正从事社工工作的同学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转了行。杨博士选择攻读顶尖高校的社会学硕士,一方面是因该校劳工社会学方向富有特色,充满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则被其“面对中国社会真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宗旨所吸引。他当时认为,即便考不上,也能直接找工作,因为那时全国高校毕业生仅几十万人,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千万人以上,就业市场相对宽松。

然而,在杨博士博士临近毕业时,他逐渐感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他指出,社会学专业“落地”较难,除了纯理论研究,大部分需要实证调研,但在面对某些社会问题时,田野调查的难度越来越大。

相较于其他热门学科,社会学在国内高校的存在感不强。尽管隶属法学门类,其热度远不及法学专业。社会学一级学科下,除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人类学、女性学、老年学、家政学等专业更是冷门。作为人文社科中的“冷门学科”,社会学在国内约100所高校开设,不及法学本科院校的六分之一。它虽未经历大规模撤牌风波,却在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中被悄然边缘化,成为“隐形淘汰者”。近五年来,国内高校几乎未新增社会学本科专业,而包括中传在内的一些高校已撤销了该专业。

杨博士就读的学院内。(图/受访者供图)

博士毕业后,杨博士对学术研究失去兴趣,不再考虑高校教职,因为高校教师若无课题难以立足。他曾考虑进入互联网公司做用户研究或销售,但又觉得不值得。咨询了硕士毕业就进入互联网大厂的同学,对方告知他作为博士,需从头学起,且上司可能比自己年轻,难以适应。

经过评估,杨博士当时认为地产行业是唯一机遇。碧桂园曾推出面向全球博士的“未来领袖计划”,国内知名房企X也效仿推出博士管培生项目,首批招聘了40多名清北、浙大等C9高校博士,年薪统一为40万元。杨博士进入地产公司X后,在总部轮岗人力、营销、开发等部门,后被派往青海参与商业综合体项目,每天在工地上管理工程进度,工作强度近乎“007”。他认为,尽管就业思路本身无误,但恰逢国家出台“房住不炒”政策,房地产行业迅速遇冷。

离开地产公司后,杨博士发现疫情期间工作难寻。他面试了猿辅导、学而思等教培机构,面试官竟是剑桥归来的博士。他最终获得某头部教培机构的offer,但还未入职,整个行业便因政策调整而“凉凉”。他随即联系在高校任教的师兄,表示可能失业,希望回校做博士后过渡。

找工作的大学生。(图/欢乐颂)

刚做博士后时,收入断崖式下跌,杨博士一度难以适应,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职业。后来他逐渐调整心态,时间相对自由,还兼职体育助教、教练等,获得额外收入。博士后聘期通常为两年,因迟迟未找到合适工作,他申请延期一年出站。

在此期间,杨博士在北京及外地四处求职。他发现,进入高校任教不仅需要充足的学术论文成果和国家级课题支持,师门师承资源也至关重要。辗转多地后,他最终通过老师介绍,找到了现在这份校企工作。杨博士自嘲道:“社会学嘛,什么都能干。”

他特别提及社会学经典著作《文凭社会》中的“文凭通货膨胀”概念: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高学历时,文凭的相对价值随之下降,雇主为筛选人才会提高学历门槛,进而促使更多人继续深造,形成学历不断升级的循环。他认为,随着教育普及,文凭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全面普及化,其含金量被稀释是必然趋势。

文凭价值的这一变化,与科技迭代、经济转型共同塑造着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因此,专业的调整并非意味着某个学科的消亡,也非对其学术价值或社会意义的否定,而是高等教育结构在时代大潮下的一次转型。

学科的存在价值始终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其调整的本质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重新定位自身,如同具有生命力的种子,在时代变迁中寻找更适合扎根与生长的土壤。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遇、崔老师、杨博士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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