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理解很多人对他的感激之情，在人生特别关键又无措的时刻，有人指点迷津，当然令人感动。不止于此，这恐怕也是你人生当中少有的（甚至是第一次），有人设身处地站你的位置，为你的利益着想。
之前的学校教育，是那种虚妄的接班人话语；父母或许是真心为你好，但认知所限，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来。所以对于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来说，张雪峰所说的那些话，足以信服到令人感动，这不是简单的“在商言商”就能涵盖的。
中年人如果不能理解，想想八十年代的王朔就明白了，王朔的“消解崇高”，包括“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语气，和张雪峰不乏相似之处。
但是张雪峰不是解药。
打个比方可能更容易理解。就好像一群人过河，张雪峰给建议：“张三你方向错了，得换个方向；李四你身高不够，那边上不了岸；旁边有船，但王二不要想了，你没资格上去……走这边！这才是最适合你的。”你正在水里扑腾，前面大雾弥漫，这时候有人给你指点，谁不感激涕零？
但问题在于，张雪峰不会跟你说，其实可以不这样过河的，我们可以修座桥，让多数人都能顺顺当当过去。张雪峰也不会跟你说，很多人再怎么折腾，也过不去。
比喻总是蹩脚的，就拿我一直在说的养老金问题就明白了。23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拿着比1.8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高30倍的退休金，过不了河的人是上岸的人8倍。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其中一种说法是“谁叫你不去考公呢”，张雪峰就是那个指挥大家去考公的人，你告诉我，他是解药吗？
这也是张雪峰跟王朔不一样的地方，王朔虽然“消解崇高”，看似“痞子”，但骨子里并非如此。王朔从来就是排斥体制的，但张雪峰不是：他是真信这个体制，从他对女儿的安排就能看出来；王朔绝不可能说出“捐五千万”这种混账话，但张雪峰就可以。
好，你现在告诉我，一个人真心维护体制，可以说出“捐五千万”的话，在这样的态度面前，哪个群体才是最大的牺牲品？对于底层来说，综合评估他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因为我之前低估了他的影响力。
对个体而言，张雪峰也许是“最优解”；对整个社会而言，张雪峰不是解药，甚至可能是毒药。
有人可能会说，为自己利益考虑有什么不对？你前面不是说“虚妄的教育话语”和“消解崇高”吗，为什么这时候要拿集体主义来绑架人？我反对“伪崇高”，但不反对真崇高，我反对集体压制个体，但我不反对共同体——实际上，“化整为零”是治理术，“人人为己”正好中了别人下怀。
这是一个悖论，不是逻辑上的悖论，而是行动上的悖论：如果人人为己，最后多数人都会很惨；如果想大家都能过得好一点，就要有人跳出这个系统。
这就是秦晖说的：
“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面对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都为‘珍视自己’的实际考虑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于是，‘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
比如像赵玉顺袁贞贞这样的年轻人，用五年时间，走过一千多个村镇，采访拍摄了无数农民和农民工，制作了140多期片子。他们就跳出了这个系统，做一件对自己未必划算，但是让系统出现裂缝的事情——用他们的话说，叫“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
如果说张雪峰是在教人怎么上岸，赵玉顺袁贞贞就在让那些在水里挣扎的大多数得以被看见。谁在真正帮助底层？谁才是这个社会的解药？
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的社会评价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应该给谁更高的评价，更多的鼓励？做不到像赵玉顺袁贞贞那样没关系，但是多一点支持总能做到吧？
网上都在传一句话“为大众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我觉得这个要求太低了，我们不能满足于让他们免于“冻毙于风雪”“困顿于荆棘”，而是要让他们活得很舒服，名利双收才对。怎么才能“让搭便车”不再是困境？当然是给先行者更多的回报。
这几天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推荐他们？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同道，因为我想多卖一点书（帮他们也帮我自己），我觉得，如果能让跳出系统的人能够活得更好一点，这个社会才能有希望。如此一来，才会有更多人愿意涌进这条“赛道”。
如果你有一束花，你会优先给谁？这是大众可以做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