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只蚊子的雕像：六条钢筋制成的长腿优雅地蜷曲着，锯齿耸立的口器正在割开皮肤。干瘪的腹部已经染上一片殷红，意味着它正准备饱餐一顿。
蚊子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在柬埔寨国家寄生虫病学、昆虫学和疟疾控制研究中心（下称CNM中心）内，这尊警示感十足的雕像如今多了一层意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5年12月发布的《世界疟疾报告2025》，在过去10年中，柬埔寨的疟疾发病率下降了99.5%，距离获得WHO的疟疾消除认证仅一步之遥。
这个热带国家曾经深陷疟疾的泥潭之中。在1997年，柬埔寨有超过17万人感染疟疾，其中超过60%是高致死性的恶性疟。
2026年1月14日，CNM中心邮件答复南方周末记者，在2025年，柬埔寨全国仅报告52例本土病例，没有恶性疟。
从17万例到52例，柬埔寨做对了什么？柬埔寨西南部磅士卑省的卫生部疟疾督导员坎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柬埔寨建立了一套由地方医院与社区诊所组成的诊疗体系，以及三千多名村级疟疾工作者组成的基层网络，发现病例后可及时上报、溯源、干预。这套被称为“1-3-7”的策略参考了中国的疟疾防控经验。
柬埔寨的目标是在2025年底前实现本土疟疾病例完全消除，并在2028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无疟疾”认证。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邻国也计划最晚于2030年前实现疟疾清零目标。但国际援助资金的减少、气候变化与耐药性危机等因素，给这一目标带来了挑战。
全球抗疟形势也不容乐观。前述《世界疟疾报告2025》指出，2024年全球约有2.82亿例疟疾病例，与2023年相比增加了约900万例；2024年全球约有61万例疟疾死亡病例，相较2023年增加了1.2万例。该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防疟投入为39亿美元，还不到《2016—2030年全球疟疾技术战略》所设定的2025年资金目标的一半。
“根据对全球96个已消除疟疾的国家的研究，其中70%的国家已出现疟疾复发。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疟疾将会再次卷土重来。”CNM中心疟疾项目经理索瓦纳罗特表示。
2021年，中国正式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无疟疾”认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境外输入病例仍时有发生。2026年1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国家疾控局公开数据统计，2025年1－12月，全国疟疾发病数总计3989例，皆为输入病例，其中死亡数12例，较2024年减少3例。
柬埔寨国家寄生虫病学、昆虫学和疟疾控制研究中心的天井内，竖立着一尊蚊子的雕像。蚊虫是许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的传播媒介。资料图
从DDT到灭虫蚊帐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经蚊子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也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根据疟原虫种类的不同，可分为间日疟、恶性疟、三日疟等。
疟疾患者的典型临床表现为周期性的发冷、发热、出汗、贫血。其中，恶性疟可引发脑型疟、多器官衰竭等并发症，致死风险更高。
携带疟原虫的按蚊是疟疾主要的传播媒介。早在1951年，柬埔寨就遵循世卫组织的指导，使用杀虫剂DDT来灭蚊除疟。在1960年代初期，该国的疟疾发病率一度从60%跌至1%以下。
但随着按蚊进化出耐药性，以及1970年代政治动荡导致防控工作停滞，疟疾再度卷土重来。而DDT对生态的破坏作用也逐渐显露，被环保领域名作《寂静的春天》抨击，随后陆续被各国所弃用。
“那时我们意识到，仅仅杀死蚊子是不够的。”索瓦纳罗特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此后，柬埔寨开始探索新的疟疾控制计划，依靠全国各地的医院和卫生中心提高诊断和治疗水平。
但一份WHO发表于1995年的报告指出，由于卫生系统的常年停摆，柬埔寨的公共卫生服务仅能覆盖不到20%人群。如此一来，不仅贻误诊疗时机，还加剧了疟原虫对氯喹等药物的耐药性。
1990年代初，柬埔寨疟疾疫情达到顶峰。1992年，病例数与死亡人数分别超过50万例和5000人，相当于柬埔寨每16人中就有1人感染疟疾。
转变发生在世纪之交。1998年，柬埔寨开始向伐木工、矿工、猎人等需要露宿丛林的人群分发表面涂抹了菊酯类杀虫剂的药浸蚊帐。
这些林间作业者们是被蚊虫叮咬、感染疟疾的高风险人群。如果他们能够调整睡眠时间，在蚊子活跃的晚上6点至早晨6点躲进帐篷睡觉，就能大大减少感染风险。
但药浸蚊帐与柬埔寨人的睡眠习惯有冲突，因此最初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一篇2005年的柳叶刀文章指出，有的林间作业者入睡太晚，或是嫌帐篷闷热，更愿意睡在野外的吊床上。
坎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了解决药浸蚊帐使用率不高的问题，柬埔寨又引入了防蚊吊床。这种尼龙材质的吊床上方覆盖着一层纱网，虽然造价更高，但轻巧方便，更受林间作业者的青睐。这些装备每隔两年就会得到补充，可供林间作业者持续使用。
到了2002年，柬埔寨疟疾的发病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至11万人与500人，比1992年下降了5至10倍。时任CNM中心副主任仰昌因为推广药浸蚊帐的卓越贡献，在2024年的COP28大会上获得嘉奖。
村级疟疾工作者与中国经验
从1997年到2011年，这期间柬埔寨的疟疾发病率以每年3%左右的速度下降。而从2011年开始，发病率在短短三年内骤降30%。
这一年，柬埔寨通过了一项新的计划，将“控制”疟疾升级为“消除”疟疾。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村级疟疾工作者（VMW）制度的设立。这项制度其实2004年就诞生了，但直到疟疾消除计划施行，才被推广开来。
VMW是卫生部门派驻在各个村庄的基层工作者，一般由当地村民担任。他们的职责包括开展检测、上报病例、分发药物、宣传疟疾知识。有的村庄还会设立流动疟疾工作者（MMW），深入丛林，给林间作业者提供检测和蚊帐。
在磅士卑省的安林镇，43岁的当地村民萨润从2018年开始担任VMW。疫情严重时，她每月需要为50名左右的发烧村民进行疟疾检测，如今这一数字降低至每月25人。而从2022年开始，安林镇就没有再检出过疟疾病例。
萨润展示了检测的流程：她戴上手套，用棉球给受试者的指尖消毒，刺破指尖，用吸管汲取一些指尖血。整个过程和日常的验血一致。接着，她取出一个快检试剂盒，滴入血滴和药剂，15分钟后，试剂盒上显现出阴性结果。最后将结果计入表格，再通过手机上报电子系统，一次检测就完成了。
“尽管当地中央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VMW和MMW这样的基层工作者才是成功的核心。”索瓦纳罗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接近80%的疟疾病例都是VMW检测到的。在卫生系统鞭长莫及的边远村庄，VMW的存在好比毛细血管，打通了消除疟疾的“最后一公里”。
巅峰时期，柬埔寨全境有六千多名VMW。在庞大的基层网络加持之下，柬埔寨开启了一套名为“1-3-7”的高效防控方案：1天之内上报病例，3天之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7天之内完成疫点调查和处置。坎哈表示，在磅士卑省，上述工作有时能够在1天之内全部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1-3-7”模式正是由中国江苏省首创。这一经验如今已被写入世卫组织的技术文件，向全球推广应用。中国也在2021年成为全球第40个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无疟疾”认证的国家。
在柬埔寨消除疟疾的过程中，中国的角色不光是药浸蚊帐与吊床的生产国。南方医科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陈晓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澜湄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国长期为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培训卫生人员，派遣专家指导当地防控工作。
例如，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曾驻扎柬埔寨五年多，通过“全民服药”等方式帮助柬埔寨5个省份成功开展消除传染源项目，将当地疟疾感染率从百分之七八十降至百分之三左右。
变数与隐忧
“与其说柬埔寨距离消除疟疾还有‘最后一公里’，不如说是‘最后一英寸’。”WHO湄公河消除疟疾项目协调员林沃尔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这最后一步，走得不会轻松。
回顾柬埔寨的抗疟道路，2011年后的高速进展与外部资金支持离不开关系。
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柬埔寨平均每年的疟疾防控预算约为2500万美元，其中政府资金仅占比一成，剩下的资金主要来自全球基金（GlobalFund）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除此之外，亚洲开发银行与盖茨基金会也参与出资，后者资助克林顿健康发展组织来为柬埔寨提供技术协助。
然而，占比最大的两项外部资金来源都出现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5年7月宣布关闭USAID，其援助柬埔寨抵抗疟疾的资金随之被切断。全球基金是一家专门对抗艾滋病、疟疾、结核病这三大传染病的国际援助机构，在2021－2024年间为柬埔寨提供了3620万美元的资金。
世界卫生组织驻柬埔寨疟疾项目医疗官员张再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预计未来全球基金的支持会继续，但规模可能会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柬埔寨逐渐走出疟疾危机有关。
“全球基金的目的是拯救生命，而不是消除疾病。”林沃尔德解释。
缺少资金支持，VMW网络的维系会出现困难。索瓦纳罗特表示，以往卫生部门每月召集志愿者开展培训，并支付他们10美元左右的补贴。但没了这笔钱，有些工作者在生计压力下就失去了长途跋涉去上课的动力。
如今，柬埔寨VMW的人数已减少至3000人左右。坎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磅士卑省的部分培训指导工作缩减了50%。
如果VMW的资金短缺是短期内的不确定因素，那么耐药性危机和气候变化则是疟疾消除的长期隐忧。
在20世纪末，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CTs）的问世曾是疟疾防控工作的重要转折点，成功替代了耐药问题严重的传统药物氯喹和哌喹。但随着时间推移，疟原虫对青蒿素也逐渐出现耐药性。《2025年世界疟疾报告》中用专门一章发出警告，“耐药性正在蔓延，我们的应对行动必须同样明确——开发具有新作用机制的新药”。
早在2005年前后，泰柬边境地区已有部分患者出现青蒿素类药物耐药现象。此后，柬埔寨在五种ACT药物组合中轮换，也曾改用更昂贵的阿托伐醌-氯胍复方药，成功度过了耐药性危机。但林沃尔德认为，仍有必要研发一款不含青蒿素的新药物。
青蒿素的有效成分和作用点位众多，因此不像传统抗生素那样容易出现耐药性。但在一些处方把控不严的国家，因为患者用药不遵医嘱，擅自减少用药量和服药天数，导致体内疟原虫没有杀灭完全，反而促使它们基因突变。
“在2015年以后，许多提出了疟疾消除计划的国家反而疫情抬头，就是因为出现了耐药性蚊虫。”陈晓光表示。
青蒿素药物的耐药性问题值得重视，但也可防可控。除了开发新药物和轮替用药外，还可以采取更严格的处方管理。陈晓光表示，中国科学家摸索出的“送药到手，服药入口，不吞不走”方法，也成为柬埔寨的VMW给患者药物时遵循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