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给我的第二个记忆，是计划生育小分队在拆我家的房子。而我的奶奶和妈妈，正在锅屋里给他们蒸馒头吃。
1991年的苏北农村，计划生育抓得紧。土墙上刷满了标语：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好；该流不流，扒屋牵牛……
我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上头已有哥哥姐姐。在村人眼中，一男一女，已经凑成了“好”字，多圆满。
可妈妈后来告诉我，姐姐出生几天后，爷爷对着三姨奶奶感叹：“你家好哦，添了个孙子，我家只添了个孙女。”这话，妈妈在旁边听得真真切切。
后来，妈妈又意外怀上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天天上门，催她去引产。“跟催命似的！”妈妈说。
那天爸爸不在家，他们来了三五个人，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堵门，其他人围住妈妈，不让她做家务。最后妈妈被连拉带拽推上拖拉机，到凤谷卫生院做了引产。
回到家，爸爸气得打了妈妈两巴掌，责怪道：“你胆子太大了！怎么舍得的？”
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是个男孩。”
为此，她写过一篇文章，叫《那些未出世的生命们》。
意外怀了我之后，他们又上门“催命”。妈想起上一个引掉的孩子，心下不忍，没睬他们。他们天天来，妈受不了，就躲到她奶奶家，直到我出生。
可是多一个姐姐，又多一个我，严重超标了，罚款接踵而至。爷爷是村里有名的老木匠，爸爸继承了他的手艺，家里有些积蓄。可一年来三五趟的工作人员，“像喂不饱的狼”。三五年后，家渐渐空了。
我五岁那年的秋冬，他们又来了。这次人真多啊——有的上房揭瓦，有的在墙下码砖，有的坐在院子里指挥。
当时，爷爷、爸爸、哥哥都不在家。
奶奶和妈妈真忙呀，在锅屋蒸馒头招待他们。妈妈默默地烧火，奶奶用簸箕端着刚出锅的馒头，一趟趟往他们跟前送。
我和姐姐真快乐呀，啃着热腾腾的馒头，在院子里蹦跶。对我们来说，馒头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现在还没过年就能吃到，多好。
几天后，我家三间青瓦青墙的主屋被一拆到底。砖头、瓦片、木梁，全被拖拉机拉走了。
记忆里，奶奶曾坐在中间堂屋的椅子上跟我说过话；记忆里，我曾在西边爷爷奶奶的屋子里翻找过好吃的。妈妈说：“西边屋子的墙根底下，埋过一坛子铜钱，你奶奶留下的。”后来爸爸挖过，没找到。
还是那年，快过年了，爸爸在外打工未归，他们又来了。
四五个壮汉把猪圈里的大肥猪拖了出来，猪赖在地上嚎叫，不肯走，他们就拽着猪耳朵往前拖，后面的人就用细枝条抽猪的屁股。
两个男子抬走了妈妈的缝纫机，那是爸妈恋爱时，爸爸买给妈妈的，让妈妈学手艺谋生。
妈妈站在门口望着这一切。
我站在她身后望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