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的一个清晨，住在德国的华人女性郑毅洁收到一条紧急信息。一位先行抵达柏林法院的女生通知她，由于线下观众人数远超预期，原定的A606审判厅已经无法容纳，组织方临时改换到更宽敞的A500厅。郑毅洁立刻把这个消息转发给了其他计划旁听的女性们，提醒大家不要走错位置。
九时许，郑毅洁进入柏林第一州法院时，旁听队伍已经排得很长，从二楼的楼梯蜿蜒下来，直至一楼大厅。队伍中聚集了大约六七十人，其中大多是年龄介于二十至五十岁的华人女性。一位现场的华人女性谈到，前次在德国华人社群内引起广泛关切的刑事案件，是多年前中国留学生李洋洁遇害案。那起悲剧发生在2016年5月，李洋洁在清晨跑步时被一名德国女子引诱到其住处，之后遭到了暴力侵害，最终丧生。
本案被告Zhiting S.，三十三岁，是近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德国华人集团性侵案中的主要涉案人员之一。该犯罪团伙的核心包括八名嫌疑人，其中七人为华人男性，他们多数拥有突出的学术背景和相对体面的职业身份。这些人通过一个名叫”德国老司机驾校”的隐秘交流平台进行沟通，其中分享的内容包括实施迷奸的技巧、受害人的视频资料等违法内容。他们采用暗语体系进行交流——参与者自我定位为”司机”，把施暴行为称为”开车”，把药物命名为”汽油”、”机油”或”燃料”，把投放药物描述为”加油”，而失去意识的受害人则被贬低地称为”死猪”。
Zhiting S.在案件发生前于柏林从事医疗领域的工作。检察机关指控他在本案中扮演了关键的”技术策划”角色，凭借自己的医学背景，他为其他参与者提供了如何调配致幻药物的具体指导，某些药品甚至被伪装成化妆品或保养用品，以规避边境检查。此外，检方还指控Zhiting S.在二零一九至二零二一年间于北京居住时，曾多次对其同居女友实施性暴力。
郑毅洁回忆出庭时的Zhiting S.的模样。他戴着蓝色口罩和黑框眼镜，身穿黑色上衣，身体微微靠在桌子上，眼神斜向旁听席方向。在法庭程序进行的一个半小时里，他戴着耳机听取德语翻译，时不时点头，身体摇晃的样子，仿佛在享受音乐。郑毅洁表示，她完全感受不到他有任何悔恨之意。
庭审结束后，另一位女性旁听者傅莹从这幢令人压抑的建筑物走出来，长舒了一口气。她对记者说道，”这些人根本没有把女性当作活人来看待，他们使用的麻醉剂量远远超过正常医学标准，对其他人的人身安全毫不重视。”
郑毅洁向记者坦言，伴随着这场大规模性侵案信息的逐步公开，恐惧情绪在华人女性群体中蔓延开来。受害人分散在德国的多个地区——包括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曼海姆、哥廷根、纽伦堡，甚至荷兰的部分城市。她们多是在德国生活的中国籍女性，身份各异：有的是交换生，有的是房东，有的是施害者熟悉的伙伴、邻居或亲友。这种受害人的多样性几乎涵盖了在德华人女性的各个群体。与郑毅洁交流过的女性都提及，自己之所以未曾经历此类侵害，更多源于运气而非其他原因。
为了驱散内心的恐惧和愤怒，郑毅洁决定主动出击。身处德国、离消息源地近，她想要主动搜集并挖掘这起集团性侵案的犯罪嫌疑人信息。
她通过系统的搜索和分析国内外多家新闻机构的报道和公开数据，逐步拼凑出了Zhiting S.的受教育背景：本科学位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的肿瘤学专业，二零二一年赴柏林，后在夏里特医学院的博士项目中学习。
通过学校网站的查阅和下载，郑毅洁研究了Zhiting S.发表的学术论文，发现他在二零二三年于夏里特医院攻读博士期间，曾参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关于特定癌症生物标志物的国际合作研究，并联合发表了学术文献。在他的研究生阶段，即二零二零年，他就曾从事过泌尿肿瘤和皮肤恶性肿瘤的科研工作，还以首作身份出版了题为《晚期泌尿上皮恶性肿瘤临床治疗最新进展》的论文。
郑毅洁持续地在社交平台上跟踪事态的进展，只要看到有人声称认识某个罪犯，她就会通过个人消息与其联络。
她接触到了十几位与Zhiting S.相识的人士。一位他的研究生同窗告诉郑毅洁，Zhiting S.工作态度不够积极，执行班次任务时常偷懒，做科研工作粗心大意，他的首要兴趣在于回家后使用电脑，进入办公室后就会炒股票。另一位与他共进过饭的人则认为，”他的行为看起来很正常，我见过他在群里询问其他实验室是否需要帮手，他似乎很希望在德国待下去，一直在学德语。”
一位声称了解Zhiting S.家庭背景的国内网络用户在微博上写道，他的双亲看起来都很好相处和蔼，但是，”好久不见了，以前天天能看到的，现在他们家大门紧闭，根本看不到人了。”
郑毅洁私信了这位用户。对方回复说，”他的小名叫良良，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五个人住在我们家的隔壁。等他念高中的时候，他的父母另外买了房子。从那之后一直到他升入大学，他差不多一周回来一两次。他爸爸提到过，等他成家后就把老家的房子卖掉，在北京换一套。”
郑毅洁还看到了网友搜集到的Zhiting S.的多张照片，结合她亲眼见过的法庭现场画面，她借助人工智能的手段，推断了他在二十三岁、二十九岁以及三十三岁时的脸部特征，随后把这些合成图片发给了认识Zhiting S.的人，其中一些人的反馈是，”后面这两张看起来都差不多，长得挺像的。”
随着对事件的深入了解，郑毅洁感到自己的恐惧在减退。她意识到这些施害者并非什么”伟大而强大”的人物，她不再震惊或者排斥这些认知，反而说道，”我更加顺利地完成了从被动潜在受害方的思维，转换到积极调查、主动反击的意识阶段。”
该案件在中文互联网平台上最初的传播度较低，是一些居住于德国的华人女性内容发布者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坚持分享信息，把德国新闻机构的报道和现场记录搬迁到国内平台。在五月初前后，郑毅洁也曾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分享了罪犯的照片，但系统标记为违规，其后她改为仅分享事件相关资讯。
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网络媒体了解了这起案件的细节。郑毅洁参加五月庭审时的早上，约六七十人的旁听席上，有应届毕业生刚到德国的留学生，也有已在此生活和工作多年的人士，有人甚至从远方专程前往法庭。进入审判室后，有人用笔记本画下现场场景的速写，有人用记号笔描绘被告人的侧影，掌握德语能力的人为其他人讲解审判细节。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日，柏林第一州法院的现场速写，来源：张漫盈
傅莹是通过社交网络得知庭审信息后决定旁听两次的。网上的评论提醒她参加听证最好戴口罩和太阳镜隐藏身份，”原因是他们的犯罪网络还没有被彻底击破”，但实际到场后，她观察到没有任何女性采取面部遮挡的行为，”大家都很坦然地到场了。”她表示，”我想用自己的出现，表达对这桩案件中受到伤害的华人女性的支持。”
来自中国的新闻记者在社交网络上获得线索后，也开始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层次的新闻调查，相关讨论多次登上网络热搜列表，逐渐成为中文舆论圈内的高热话题。一位关注此案的华人女性告诉郑毅洁，”我父亲都听说这件事了。”她们意识到，”这件事的传播范围相当广泛。”
六月份到来时，Zhiting S.的庭审仍在继续，仍然有华人女性轮流参加旁听，并在社交媒体发布长篇记录，更新现场的最新信息，记下自己的观察笔记，目前Zhiting S.案的最后一次庭审定于六月二十四日召开。
在对话中，记者问郑毅洁是什么驱动她去持续关注这件事。她说，”这是我作为女性和作为一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接着补充道，”我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我有充足的时间，我具备这方面的热情和求知欲，而且我的执行力很强，我也富有正义感。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这个事实难道就永远被隐瞒，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既然我了解到了这些问题和事实，我就应该承担一份回应的职责。”
“暴力的产生机制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预防其发生”
自今年四月以来，两位长期驻扎柏林的华人新闻工作者孙谦和张漫盈，先后对这起性侵案展开了深度的调查报道。孙谦对记者讲述，一部分性侵案件的调查取证面临的难点在于，事件发生若干年后，生物学证据如体液、指纹等已经很难获取。而这起案件具有特殊性，在于施害者自己拍摄并保存了犯罪视频，还按照受害人的身份信息建立了分类的文件夹，”就好像在收集战利品一样”。
依据庭审公开信息和终局判决书，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施害人还实时地把视频和照片传到了隐秘交流平台的群内，群组内的聊天记录和犯罪视频彼此验证了犯罪事实的存在，”他们自拍的这些视频——在他们眼里是战利品，到了最后却变成了将他们送进监狱的确凿证据。”孙谦这样评价。
“德国老司机驾校”交流群的首要组织人是张大鹏，作案期间的年龄是四十三至四十四岁。按照张大鹏的职业社交网站简历，他在二零零二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二零零五年赴德开始学位课程，攻读图宾根大学计算机学位，最终获得信息技术硕士证书，副修工商管理专业。被执法部门抓捕前，他任职于英国名车厂商英菲尼迪旗下的一家顶级企业，担任科技部的主管。
据德国多家新闻媒体的报道，从二零二零年下半年起，张大鹏开始在各种隐秘网络平台的色情暴力群组里活跃，逐步确立了包括”德国老司机驾校”在内的众多社群的核心主持人与牵头人的地位，他负责为群员提供迷奸手段的技术指导，并多次在群内直播自己的犯罪活动。从二零二四年开始，张大鹏通过社交软件搜寻发布房屋租赁信息的华人女性，他用女性昵称和女性的表达习惯与这些人相谈，其后冒充租户进行看房面谈，乘机实施侵犯。
张大鹏的网络社交账户截图，来源：网络
二零二六年的二月初，法兰克福市级法院作出了生效裁定，认定张大鹏涉嫌严重强奸罪、图谋杀害未遂、非法占有及散播暴力色情讯息，以及毒品管制条款违反等共二十二项指控，处以十四年监禁，法庭同时评估认为其具有多种性心理变态且再犯风险极高，故在服刑期限期满后对其施加预防性拘禁。
四月下旬，孙谦向法兰克福市级法院申请并获得了张大鹏案件的生效判决书，篇幅达到八九十页。因为犯罪影像素质极高，判决书依照视频素材，详实记录了施害时间、施害场所、施害过程的细节，精确到了每一项犯罪举动。
她形容读这份判决书的经历，大部分时候并不像在阅读司法文件，反而像是被强制观看一部内容毫无节制、充斥暴力和羞辱画面的色情文本。她还需要把文件从德语转为中文，这整个流程让她身体上感到极度不适。那几天她根本没有食欲。判决书充满了明确描写性暴力的内容，这些部分无法被任何公众媒体所刊登。
罪行的残忍程度和”变态”程度都超过了想象的范围。孙谦说，张大鹏曾在单独的晚间对同一个被害人使用同一种药品达二十多次，汇总起来所有的下药次数可能达几十，他自己录制的画像里，受害的人呼吸明显困难，气道被堵住。判决书里指出：”气管阻塞会导致肺功能衰竭，进而引发立即致命的呼吸停止。”孙谦认为，张大鹏具有反社会的人格特征，”在他的观点里，女性的生命和躯体根本不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投药性侵，张大鹏还非法保有极其恐怖的未成年人淫秽视频素材。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张大鹏如常抵达上班场所时被执法机关逮捕，其家中搜出五块外接硬盘与两块内置硬盘，里头保存了十七万六千份尚未销毁的色情素材。孙谦查阅了判决书的相关记载，发现这些素材的绝大多数涉及幼童。
二零二四年九月，德国黑森州警察厅发布了针对女大学生的警告通知，提醒谨防一名中国籍的继续作案强奸犯（为张大鹏）
另一位犯罪嫌疑人蒋中懿的作案行为也体现出了”非人道”的特点。作案期间他年纪在二十八至二十九岁，正在慕尼黑工学院读机器人学的博士学位。
他实施侵犯的重点对象是自己的伴侣。法院判定，从二零二三年九月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这段期间，侵犯至少发生了八次，每一次的场所都在他住的地方：他把麻醉药物按照比医疗规范高出五至十倍的浓度，掺入饮用水、牛奶或别的乳制品当中，等对方昏迷后花较长的时间进行侵犯行为并拍摄全程。
庭审证据显示，受害方陷入昏迷后发生了舌根沉陷、气道阻塞、皮肤紫绀等致命危险症状。即便处于这样的生死攸关的情形下，蒋中懿也未曾停止施暴，也未采行任何拯救办法，他甚至曾两度离开现场，任由被害人独自留在房间里。庭审的法官当时指出：”这名受害者之所以没有死亡，纯粹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四月十四日，慕尼黑市一级法院就蒋中懿的庭审现场，孙谦是唯一前往旁听的华人记者。她第一次看清了蒋中懿本人的样貌，她表述这是一位外观特征不显著的男子，肤色深沉，戴着细框的眼镜，案件宣判当天他把自己打理得很整洁，还抹了发油，整个两小时的庭审过程中，他的脸部表情保持平静，在本子上认真记笔记，时而皱皱眉，”看起来就像一个认真听讲的好学生。”
孙谦对庭审中法官提及的一个细节印象犹新，当法庭播放蒋中懿拍摄的犯罪影像时，蒋中懿用手掩住了眼睛，法官于是提醒他，他曾反复观看这些影像很长时间，借以自我满足，而眼下这些画面在法庭上重新出现时，他却遮住了眼睛。
在分析四名施害人的时候，孙谦觉得人物形象最具有矛盾性和复杂度的是Tong Z.，她分析说，”在他身上我看到他的成长背景对其作为的深层影响，在现有的媒体评述当中，对他的人物刻画还原，也最为完整。”
Tong Z.实施犯罪时的年纪是二十五岁，是柏林理工学位的海外生，他的青少年时期就在德国住宿型学校就学，在当地生活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张漫盈采访了一些与Tong Z.共事过的人，了解到Tong Z.在柏林承揽过形形色色的临时性工作，包含代驾接送、饭馆服务与私人运动教练，他在社会交往上也很活跃。这些知道他的人对Tong Z.评价都是正面的，最常出现的措辞是，”待人善良、乐意施以援手、对他人非常友好。”
他兼职工作的同伴说，他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得极为可靠。一位健身课程的学员说，在案件发露之前，他一直把Tong Z.视为值得信赖的同伴。Tong Z.任职的体育馆的经营者在获悉他的违法行为后，感到很吃惊和遗憾，他对张漫盈说，”Tong Z.完全不像一个必须通过强奸来获取性需求的人。”但张漫盈也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籍的学生群体内曾流传关于他在中学阶段”偷窃女性内衣”的传闻。
这位在现实交往上几乎没有遭到负评的男子，却在加密社交群体中极其活跃，他的网络代称是”白天的上帝，黑夜的恶魔”（德语：Gott bei Tag, Teufel bei Nacht）。群内的信息记录表明，他和主要犯罪者张大鹏之间有超过两千条涉及犯罪细节的相互沟通，Tong Z.数次对外宣称自己对十八名女性进行过性侵。
在法院确定的证据中，Tong Z.最初的作案时间是在二零一九年，彼时他仍在念高中。其后大约五年的岁月里，他连续对不少于十三名年龄相仿的华人女性实行了性犯罪，这些对象有他的亲密伴侣、隔壁邻居与旅游伙伴。
除了非法投放药物实行侵犯之外，法院还认定他长期存在秘密拍摄和监听行为。他曾在自己的居所里装设隐蔽式摄像机，秘密记录多个女子的衣着过程，以及发生性行为的片段，也曾把设备置于受害方的卫生间，以此观看对方如厕及清洗的过程。他还在台式电脑中为每名被害人都创建了单独的信息库，其中某个库被他命名为”床垫上的女人”。
孙谦和张漫盈浏览了Tong Z.的两个小红书个人账户，大号被命名为”白日小说家”，呈现的是一个宁静致远的健康海外生的人设，经常出入学校、图书馆、运动馆，喜欢健身、自行车骑行、外出旅行和露营，而在他的第二账户上，简介是”华人运动私教”，他在固定推荐的两个贴文里吐槽——为什么会有女生同时谈多个男友。通过采访和研读判决书，张漫盈深刻感受到了Tong Z.身上存在的巨大”反差”。
海外媒体报道《侵害十名女学生的学生被判二十四年有期》
假如单独从Tong Z.的”自我呈现”去分析其行为，看起来他在亲密联系上的障碍与孤独感是推动他个体违法行为的关键成分。在西方学界的学术著述里存在着大量有关线上犯罪社群的研究分析，孙谦浏览了这些文献，她发现众多研究工作者都强调了一个要点——”共同的违法行为、共同隐瞒秘密，会让群组成员很快形成纽带，同时产生更深的归属欲望，形成一个集体，彼此之间相互模仿、相互激励。”
然而，当专注于分析加害者的内心世界时，也会面临来自大众和自己的质疑：这会不会是在为他们的行为辩护？孙谦在多次采访中听到了在德华人社群里的女性这样回问：”华人女生在德国同样会感受孤独的问题呀，那她们为啥没有去迷药强奸男生呢？”
这样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而且孙谦本人也认为，面对如此邪恶而广泛的针对女性的暴力网络，继续追问特定的加害者是不是”感觉孤独”，多少会显得偏离焦点。”个体的心理困扰或许存在，可这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这类心理困扰最后会转变为把女人当作靶子的有组织的暴力。也没办法说明，这样的侵犯为何会倾向于男性实施者对女性受害者，最终形成大规模地对女人的下药、侵害和贬损。”
随着深化调查的展开，孙谦从某些犯罪心理学研究人员和法律专家那里接收到了一条另外的剖析思路：症结不在于加害方是否感到孤独，而在于当某些人主观上觉得自己失权、无法胜任或被贬低时，可能会设法通过极其扭曲的手段重新获得掌控感；而在对女性的贬低观念和群体鼓励的推动下，这类对掌控的渴望，最终被投射在女性的身体之上。
这也让孙谦想起了德国精神思想家、社会心理研究者弗洛姆的学说理论，她在新闻报道里援引了弗洛姆《逃避自由》书中的阐述，”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孤独、无能、焦躁、被世界压制，而又找不到积极的门径去创造联络和充实人生时，他就可能转向破坏性行为，通过毁坏外在对象，来清除自己对世界的无力感，换取一类虚假的能力感。”
孙谦说，作为一个女人，她在接触这一类事件时，本能的反应始终是代入被害者的处境；正是由于这一点，她很难从施害人的内心机制去理解这些犯罪。试着从犯罪者的心理机制出发去认识案件，对她来讲是逆直觉的，她需要与自己的本能反应做某种心理上的和解。但在与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的交流后，她越来越明白，这类理解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意义就在于理清暴力发生的机理，进而找到预防和制止它的方法。
集体性的邪恶与全球化的厌女风气
为了搜集迷奸案对应的加密聊天软件群体的讯息，孙谦和张漫盈两位新闻人各自进入了多个”代驾群”和”迷奸用药群”，在繁杂多样的群组内深度卧底了十多日，这类群体最大的拥有数万人参加，群里的讯息和更新周期很急促，单位小时内就会产生一百多条的讯息：
“得不到，就下药”
“求约高油代驾”
关于”迷奸口香糖”的讨论：”从表面看，你根本看不出这是迷奸用品”，”一些黑车的驾驶员会随身携带，有时候载一些女性上班族，特别是到外地出差的女性，递给对方口香糖，她们咀嚼之后，作用很快浮现，三至五分钟之间就会昏迷。就随便开到一个偏远地方，在车内就能发生，车震后就返回城市。”
一名在加密聊天软件上浏览”盗摄内容”的男性告诉这两位记者，许多人最初都是通过色情讯息广告进入加密聊天软件的盗摄社群，之后逐步进到迷奸群、性虐待群，内容难度一层层升高，最终还有一些特别的小圈子，必须通过内部的群邀约链接才可以加入，入群的条件就是成为其中的使用者。
张漫盈经历了类似的”灵敏度降低”的步骤。进入这一类群时，她感觉很压抑，受到很大冲击，觉得”职业伤害”很大。她在一个内容库里看见了被迷昏的被害女孩的照片，那位女孩的目光已经呆滞，不是一般活人该有的状态，那幅景象让张漫盈至今都很惊怖，”特别特别吓人。”
但由于每日都要浏览这种讯息，张漫盈必须抽身出来，把它当做一项工作来进行。她推想那种犯罪方的心理程序，”在一个几千人的大社群中，当大家都在讨论买油、代驾、以及对自己的女伴下药时，他们就会感觉人人都这样干，对犯罪的忍受边界就会步步提升，底线则继续被拉开。”
法院在张大鹏的最终判决书中，着重说明了加密社交群组在犯罪流程中的枢纽作用——恰恰是这个群体的沟通让张大鹏及其他犯罪人对用麻醉用品迷奸女人产生了欲望，同时他们通过群里的沟通形成了”群体推动力”，”确保并加深了他的非理性幻想”，其他人的认可和回馈则”进一步弱化了他的法纪意识。”
在蒋中懿的法庭程序中，孙谦听取了法官的描述，从他们搜集的信息记录看，蒋中懿加入的”和平饭店”加密聊天软件群内的人数有四千六百多名，散布在欧州的众多国度，”这类群中，充满了大批关于借由麻醉途径对女人以及幼童实行侵犯的表述和讨论。”
庭审的最后，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还论及了法兰西大规模迷奸事件——首犯多米尼克·佩利科特曾在老婆吉赛尔·佩利科特的膳食里瞒着掺入镇静药品等物质之后实行侵犯，连续九年的时间，期间他从网络渠道邀约并寻找至少八十三名陌生男性进到他们家中，在老婆陷入不知所以的苏醒状况下实施侵犯。二零二四年，多米尼克及另外五十名被审判人受审，七十二岁的吉赛尔夫人主动舍弃匿名权利，并期许开放性的法庭审理。
法官科彭莱特纳说：”这并非仅是法国的现象，也不只是中国的现象，而是德国与全球共同需要直面的议题。”
在这个系列迷奸案中，最让孙谦感到困顿的讨论话题之一，是加害者广泛的”华人”背景。她并不承认这表明这些问题仅归属于中国男子，或仅局限在华人社群中部。但困难所在于，案件发生在德国，而加害人和被害人同时高度集中地出现在一个总数相对受限、内部沟通更加紧密、处在移民社会脉络中的华人社群里，因此可能被诠释成某类”种族问题”。
在关注了华人迷奸案以后，德国女性留学生崔颖开始用德文在网络上检索相近事件的相关资讯，找到了一部二零二四年十二月推出的视频查证报告《Das Vergewaltiger-Netzwerk auf 加密聊天软件》（《加密聊天软件上的迷奸犯罪生态》），该片由德国北部广播集团（NDR）旗下的视频查证栏目STRG_F出产。
德国新闻人制作的关于加密聊天软件迷奸网络的视频查证项目
在二零二三年，两位德国籍的新闻工作者Isabell Beer与Isabel Ströh潜入了加密聊天软件多个隐秘的社群，察觉到里面的男子使用者相互交换和教导如何在他人不知的情形下迷昏并强奸女人。他们彼此煽风点火，事先通知即将实行的强奸行为，并把犯罪影像散播给整个群落。最大的一个社群包容了超过七万个参与人，遍及欧州、美州、亚州，群落里的交流重点运用英语。
绝大部分被害女人多来自于施害方的周边情况，是他们各自的血亲、双亲、亲密对象、合法妻子。一部分施害者声明同伴是允许的，但相当一部分男子夸耀地表述，”她对事情毫无了解。”
群组的聊天记录极其露骨。一个昵称的用户形容自己的亲密对象:”她现在醉得非常，再加上几片安眠片。希望能立刻”玩”一下。”另外的群员兴高采烈地反应:”哇，太牛了！她长成咋样?”
旋即，这位用户就在群落里放送照片。部分强奸场景是在群落中的围观者的现场观看下实行的，一位德籍的男性积极建议把自己的妻子供不同的群员强奸，并表述自己已经在网络上定购了迷奸用品。
德国新闻媒体报道《连环下药强奸犯，或另有六十名受害人》，来源：网络
而作为一名二十二岁的女孩，崔颖在更早期的初高中就觉受了来自男生集体的”贬低女性观点”。她在国内的初高中读书时，男同学会在课间众目睽睽之下讲黄段子，比如”有的哥们在寝室里频繁自慰，把床都摇动了。”一位她在高中阶段景仰的学姐，平时会在朋友圈分享男女权益相关的短文，但她听闻这位学姐成人之后光顾了成人服务场所，还有一位男生高中时期就散布自己前任的黄色绯闻，后来这位男生顺利被世界排名前五的高校录取，崔颖说，”当他们在回归国内婚配市场的时候，你很难甄别他们骨子里到底是什么模样。”
柏林女孩R对亲密关系里的损伤也并不陌生，她在国内时，第一个男友在未得同意的情况下秘密拍了她的私人相片，分享到了一个男友微信群里，而第二个男友在她清楚拒绝的情景下，还是强行的进行了性行为。她说，这两位男友眼下都是高校讲师，人生看起来很光鲜体面。而德国留学圈一直传播着形形色色的爆料文件，讯息涵盖”渣男劈腿许多女人”，还有男孩在国内交过女友的情形下，”在海外又谈一段”。
R还提到了二零二一年新冠疫情期中暴露的”硅谷N号房”加密聊天软件群，那时，一份参加者清单在网络流传，据说群组内五百位成员全是美国硅谷巨头公司里的华人男性信息技术人员，他们会拍摄周围女孩的隐秘照片，或从虚拟空间盗取有关影像，在群里分享流传。R把此件发送到社交网络后，接取到一名女孩的讯息，对方说，自己有位担当行政职务的友人，其所在的微信圈中各位长期讨论怎样对自己的女伴进行性侵，以及民间迷药的用法。R说，自那以后，每当再接触到近似信息，她已经不再感觉诧异，”大家似乎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深化调查完德国华人迷奸案之后，张漫盈产生了很强的无力感，”大批男性借用了加密聊天软件如此的去中心化基础、区块链技术等来犯罪，好像一个多头蛇一样，基本上无法彻底摧毁。”她感想自己生活的全球里充满威胁，男性专心挑选自己的女性伴侣”作案”，”这种事情再普遍不过，就觉得男性很难被信任。”
此案暴露之后，崔颖观察到身边的一部分女友存在一种”活下来者偏差”的想法，她们积极参加关注此事，但认为要与现实世界分开对待，有的人安抚并劝自己”我的男友不会是那样”。
最后，蒋中懿被一审判决为十一年三个月监禁，并核准”保留性预防羁押”，在判决中，法庭涉及了”性心理变态”的观点（德语：Störung der Sexualpräferenz）。法庭强制他在刑期中，一定在狱内接纳针对此变态的专业心理矫治，以矫正极其的暴力色欲倾向。
“我们需要对被害者寄予这么高的期许吗？”
这是张漫盈初次参入大规模性侵新闻的报导，她最初认为自己不会受太多冲击，但调查结束以后的段时间，她一直被一类不安全的感觉笼罩。在出差夜间回到下榻的酒店时无法安眠，她始终忧心房间的入口是否被打开了。事件关连的资讯进入了她的睡梦，她梦到自己身边的同伴变成了性侵者，梦到有人威胁她的家人，一天她从噩梦惊醒以后，迅速打开了AI工具，期望获得一些理论根据，”告诉我梦和实际是反向的。”
张漫盈找不到言语来想象被害者承载着怎样的内心重压。
控方曾指出，Tong Z.最为严重的案件发生于柏林，被害人是他通过社交网络建立的一名女孩，拥有轻度的心理及身体问题，Tong Z.在她饮用品内混入大量麻醉用品以后，让她陷入不醒人事，期间对她进行了侵犯并进行了录像。被害者直至警方展现了有关视频证明，才知道自己遭遇过侵犯，此后出现了严重的社交畏惧与创伤后应激反应。
孙谦提及，与其它暴力性侵案的被害者相比，迷奸案的受害者的精神创伤回应也许会有所分别，因为麻醉用品的用途，许多被害女人对被侵害的细节过程没有认知，因此她们心理上可能会发生一种观念冲突与分裂感。
孙谦在蒋中懿的法庭上了解到了受害人的情景——这位被蒋中懿迷奸、险些窒息身亡的女伴在他被执法部门抓捕的那一晚，才明白了长期以来自己躯体反常的根源，她经常在醒来后感觉疲软、目晕想吐，对前晚发生的一切没有一点回忆，并且莫名的精神不佳、只想躺着，甚至在绝望中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精神病，会不会在某刻选择结束人生。
受害者后来向法庭说出，”她至今都无法真正接纳自己经历了什么。她找不到理解，由于在她看来，自己当时与被告处在一个感情联系当中，日常相处也一直有两情相悦的性关联。因而那种发生在无意识情形下的侵害，对她而言有一类难以承载的”不属于自己感”：就像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体，但又真实地发生了。”
法官在末期的法庭审理里还谈到，这位被害女伴，领受了蒋中懿支出的两万欧元”痛苦抚慰费用”。这笔金钱最后也对他的刑事判罚产生了影响。而Zhiting S.在北京的犯罪案件，涉及到的推设被害人一样是他的女友，柏林法院讯息发言人说，这位女士已经借由他人知会了法院，她与被告签定有婚约，并且要行使其拒绝出庭指控其配偶的权力。依据德国法律律例，如果当事者彼此存在结婚或者订婚情况，常常可以不用出庭指控其配偶或未婚夫（妻）。
蒋中懿在法庭现场，来源：网络
对这一类亲密互动中的被害者，孙谦坦白说，她的感情有过不一样层度。假设在一个理想化的社会里，她当然期许她们能够如同法国迷奸案被害者吉赛尔夫人那样挺身而出，但当今她更多的是认同她们的决定。她说，”有时候所谓（抵御和奋斗）的胆量也是建基于充裕的安全感之上的，是不是？”
期待受害者有挺身出来的勇气，就需要营造一个对她们而言更安全的外界状况。孙谦指出，这一连串德国华人迷奸案中，华人女人不但要面临作为女人的性别污力，也可能要面临作为海外居民、作为少数民族、作为社群中人员的多重无权无势处境。
而作为女孩，各位都好像知道，被害者的身份代称会遭到网络舆情更无情的盘查。郑毅洁在掘进Zhiting S.的资讯时，接触了一位夏里特医学院的女同学，对方说知道Zhiting S.跟他的现时女友，但这名女孩并不愿表露自己的个人讯息。她指出一点，让郑毅洁印象深刻，”不愿意挺身而出讲述是由于怕被各位怀疑是被害者。”
最新结束调查后，张漫盈跟一位并非本案的性侵被害者沟通，这名女孩曾被自身的父亲骚扰，但当今仍然跟父亲维持着不错的沟通。张漫盈很困惑，直接问她，你为啥要跟父亲维持这样好的关系呢？这是不是一类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她对女孩讲，”你能去抗争，能去反抗。”
但当张漫盈脱口讲出这个话的情景，她突然体会到自己”非常地侵犯性（有侵害性）”，”我并不是一个被害者。”
这名女孩讲述道，她跟他人倾吐自己的遭遇，各位都觉得她”懦弱”，特别不理解她的行为，这让她感想很受伤。她最近看了韩国电影《社会的掌舵者》——影片叙述了幼年被亲舅舅性侵的女一号李珠仁跨越创伤、拒绝被”被害者身份”定义的故事。她对张漫盈说，这部片对自己冲击非常大，”我不期待做被害者，我拒绝把我自己定为父亲骚扰的被害者。”
跟这名女孩相谈完毕以后，张漫盈思索了很久，”也许我不应该去质问为啥，或者说我没资格去质问这种事，我期许她去反抗，就像期许Zhiting S.的女友参加法庭作证，期许蒋中懿的女友拒绝那两万欧来与他调和。但我身为一个局外的观看者，我身为一个非被害者，我很难真的了解被害者的心理状况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她们在亲热联系中的往来方法是什么样，我觉得她们的内心状态很复杂。而且我最近也一直在思想，我们需要对被害者给予这么高的期许吗？”
